我原來是學理工的，作為一名經濟學家，許多經典著作我都沒看過。我的國學基礎也只限于《論語》、《古文觀止》中的十幾篇，所以我在寫文章時極少引經據典。也正因為如此，我的知識不是抄襲之作，不是食古不化，更不是販賣外國的原著。我之所以能取得學術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和結交的朋友有關。

　　——茅于軾

　　我的爸爸媽媽

　　我爸爸名叫茅以新，媽媽名叫陳景湘，都是1902年出生，爸爸比媽媽大6個月。爸爸活到1990年，媽媽活到1992年。媽媽生了我們4個兄弟姐妹，我是老大；老二叫茅于杭，是清華大學自動化系的教授；老三叫茅于蘭(女)，是首都師范大學外國文學系副教授；小弟弟叫茅于海，是清華大學無線電系的著名教授，后離職去了美國從商。

　　我的祖父叫茅乃登，是清朝時江浙聯軍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部的副長，曾著文《江浙聯軍光復南京》，記述了1911年9月響應武漢的辛亥革命的起義。他死得很早，沒給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我的祖母曾經教我寫字，每天要我寫一張大字，她在上面批圈，每批一個圈就給我一個銅板。我直到今天仍對書法有興趣，寫的字居然能夠賣錢。應該說，祖母對茅家的興起有很大的貢獻。因為她很重視子女的教育，她的3個兒子都是留學生，這在當時是極不簡單的事。

　　我父親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后去美國普度大學留學，又去了加拿大實習，再從歐洲經過西伯利亞回國。在杭江鐵路(浙贛鐵路的前身)工作，從那時起，爸爸就在鐵路上工作了一輩子。1950年他從廣州調到北京，任鐵道部機務總局的副局長，還當過政協委員，待遇按副部級安排。

　　我媽媽一生多病，在家庭經濟拮據的條件下，竭力維持全家的生活，保障子女的健康和教育。由于我的父系和母系都是知識分子家庭，而且都有留學生的背景，所以我們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開放的，且崇信科學。

　　學習和教育

　　我上的頭一所學校是杭州獅虎橋小學。那時候我只有5歲多，只記得有一次我犯了錯誤被校長叫上講臺受訓，我不服氣，用小腳踩校長的鞋子以解氣。校長倒也沒有認真，哈哈一笑了之。后來父親的工作調動，就去了蘇州、南京、衡陽等地上學，最后在重慶南開中學畢業，是46級的校友。總的來看，這12年的小學中學一共上了13個學校。

　　我在學校的成績很一般，都是勉強及格。但是我對課外讀物有興趣，在小學四年級時就看科學雜志。在初中一年級的時候我對天文學產生了興趣，經常和幾個同學談天文學的問題，因為頻繁轉學，學習很受影響。

　　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在上海交大的四年教育。這四年的特點是老師好，聽得懂，而且專業課全部用英文，做習題、考試都用英文，我的英文主要靠在上海交大這四年培養起來的。在交大學的力學、數學、熱學、機構學(現在叫機械原理)都非常有用，甚至影響到我的人生觀。

　　大學畢業后，我自己十分重視學習，天文地理無所不學。1955年，我調到了鐵道科學研究院，需要更多的知識，從那以后我堅持自學，至今不斷。我看的書中以數學方面的書最多，另外還學了空氣動力學、計算機和數值計算(我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開始用計算機了，用于給試驗數據加工分析)、燃氣輪機，還學了俄文，都是很難啃的學問。近來看的書都跟經濟學有關，另外感覺自己歷史方面的知識太缺乏，因而看了不少歷史書。鐵道科學研究院有很好的學習環境，給研究人員提供系統的課程。我聽數學課至少有四年，但是因為沒有人指導，有些課費了很大的勁。我的數學基礎對后來推導擇優分配原理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后，我有機會去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在哈佛大學我聽了三四門課，但沒學到新東西，只有一門講稅務的課，覺得頗有收獲。那時候國內還沒有“稅”的觀念。在國外，我的主要收獲是了解國際上的學術動態，結交了不少大學者，特別是明白了如何將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結合起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出版物是我特別喜歡看的書，至今未斷。

　　1990年，我應聘去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作客座高級講師。這是公開招聘競爭上崗的。我能夠獲得這個職位跟我認識他們經濟系的主任有關。在哈佛大學時，我們在加拿大的一次國際會議上相識，他知道我的經濟學水平，所以請我去。我在那兒講三門課：經濟學專題、經濟計劃、環境經濟學，都是研究生的預科課程。我的月薪按當時的匯率合3000美元，交掉1000美元的稅，還剩下2000美元。一個中國人，沒有學過正統的經濟學教育，沒有博士學位，卻能夠在西方國家的大學里教主流經濟學，這不但在當時是獨一無二的，恐怕至今也是鳳毛麟角。

　　愛人趙燕玲

　　我的愛人趙燕玲出生于大戶人家。她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開織造廠生產綢緞的，改革開放以后還有人問他家要過去織出的樣本。

　　她家和我家不一樣，日寇侵華時我們茅家全都跟著國民黨撤退到了內地，因為不想做亡國奴。但是他們趙家全都留在了淪陷區，因為做生意的人不在乎當局的是什么政權，能夠有生意可做就好。1937年抗戰爆發，那時候她父親正在張家口開蛋廠，因為戰爭，于是賣掉了廠回蘇州。她是家里頭一個孩子，長得漂亮，又體弱多病，所以是家里最嬌的嬌小姐。她有四個妹妹，兩個弟弟，但是她集全家寵愛于一身。

　　她是我的遠房親戚，是我舅媽的女兒的舅媽的女兒的舅媽的女兒。我稱之為舅媽的女兒的三次方，反過來，我是她姑媽的兒子的三次方。我頭一次看到她的照片，就是我舅媽的兒子偷來給我的。以后又弄來一張，比較胖了一點，我見到之后當然羨慕不已。

　　她的出身對她一生有很大影響。雖然她沒有念大學，是中專畢業，但是人們都說她是大家閨秀，說她氣質非凡。她從天真無邪的小姑娘，到一家之主的賢妻良母，又到孫兒繞膝的古稀之年，一貫保持著秀麗端正、雍容華貴的風度。

　　她的戀愛故事可以寫一本書。在無錫助產學校時同時追求她的有五六位男士，包括她的老師和醫院里的醫生等。她畢業之后之所以來到齊齊哈爾，也是因為追她的人太多，不好擺平，索性遠走他鄉。那時候我只跟她見過3次面，她敢于去幾千公里之外的地方，只能說是緣分。當然，也許跟我的表現有關。她爸爸看見我寫給她的信，稱贊我的字寫得好。之前的一年，我在中國科學院的《科學通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對鄭錫坤作業法“動能闖坡”的研究》的文章(此文我得了相當于兩個月工資的稿費)或許也有關系。

　　1954年她到了齊齊哈爾，成為齊齊哈爾最吸引人的明星。管理局周末的舞會總少不了要她去，甚至是指名道姓一定要她出席。如果碰上她值班，局長會告訴醫院院長給她調換班次。到了北京以后她同樣驚動了北京城，王府井三家最大的照相館，在櫥窗里都掛她的照片(不論她在蘇州，在上海，照相館無例外地都掛她的照片)，有人說她是傾國傾城，并不為過。

　　光說她的美貌遠不是她的全部，她懂得人的心理，善于表達，善于溝通，而且非常能干。她為全家人織毛衣，為全家做各式各樣的衣服，從襯衫襯褲到中山裝。她是助產士，接生過1000多個孩子，沒有出過任何事故，護士們都愿意跟她的班，她被評為鐵路局的先進工作者。“文革”后她主持家務，更是一顯身手，全家的伙食極大地提高；她給我理發，自那以后我從來沒上過理發館，只除了在國外的兩年她不在身邊。

　　朋友成就學術

　　我原來是學理工的，所受的基本訓練是在理工方面。我對所學的力學、電學、熱力學、數學都認真地下過工夫，可以說是達到了融會貫通的程度。但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的基礎很差。許多經典著作我都沒看過，像《國富論》、《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資本論》都沒有認真讀過，更不用說洛克、康德、羅素、弗洛伊德、韋伯、柏拉圖、培根、黑格爾的著作。我的國學基礎也只限于《論語》、《古文觀止》中的十幾篇，加上零零碎碎的《史記》、《孟子》等。這就是我的全部家當，所以我在寫文章時極少引經據典。反過來說，正因為如此，我的知識不是抄襲之作，不是食古不化，更不是販賣外國的原著，這些惡名都安不到我的頭上。

　　我之所以能取得學術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和結交的朋友有關。我們互相交流，彼此得益。其中主要有王國鄉、楊小凱、宋國青、張維迎、盛洪等人。

　　我的學術成就大體上可分為前25年和后35年。前25年主要是在鐵道機械、牽引動力方面；后35年則在經濟學、人權、道德、制度方面。

　　當“文革”接近尾聲時，工廠領導照顧我回鐵道研究院作助勤，我等于就回了家。回到北京后，我在鐵道研究院的運輸經濟研究所做助勤，從事鐵道經濟研究。

　　我在這一段時間里推導出擇優分配原理，完成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論成就，那時我正好50歲。我領導運輸所經濟室的學術工作，很有聲色。我還給研究生開數理經濟學的課(宋國青、張維迎、王國鄉都來聽過我的課)，給室內同事開概率論的課，去北京經濟學院開數理經濟學的課，我完全確立了自己的學術地位，我的研究領域越來越超出運輸經濟。

　　我常講，我的經濟學是我自己發現的。這個發現過程就是推導擇優分配原理的過程。我寫的《經濟學的數理基礎：擇優分配原理》一書就是用獨一無二的方法解釋了微觀經濟學。其特點就是單刀直入，開門見山地用非線性規劃討論資源的最優配置，并得出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從而建立了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框架。

　　摘自《八十回望》岑科、傅小永、郭玉閃、周克成 等 編著 暨南大學出版社200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