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協、作協路在何方？

　　閻延文分別于2009年12月26日、2010年1月16日在本版發文批評中國作協體制存在的問題，引起反響。日前，中國足協腐敗大案浮出水面，觸發國人對于足協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思考。中國作協和中國足協有何共性和特性？中國類似機構的改革之路怎么走？本文也許可以提供一些啟示。

　　日前，足協腐敗大案已浮出水面，在大快人心的同時，也足以發人深思。有媒體認為：足協、作協這些協會都有一個重要特點：“拿著財政的撥款、享受著市場的待遇、行使著政府的權力。這種三者合一，被專家稱為‘三槍拍案驚奇’。”1月26日有媒體報道，深圳試水放開民間組織—————《深圳三類社會組織可無主管登記，足協或該民間化》。受訪學者建議作協、足協等組織應徹底民間化。

　　“兩協”的三大弊端

　　中國作協與中國足協一樣，存在三點突出的體制弊端。

　　其一，民間組織官僚化。中國足協是正局級，中國作協是正部級。這種既是衙門又是民間的扭曲搭配，使得這些至少是名義上的民間組織霸氣十足。坐在主席臺上頤指氣使的官員作家，能為全國作家真誠服務嗎？

　　其二，權力高度集中，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中國足協既是中國足球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又是參與者；同樣，中國作協也掌握著中國文學的幾乎全部權力和資源，還主辦多家全國性文學刊物以及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等文學大獎。這種在計劃經濟下形成的權力機制，在市場經濟下就顯得極為矛盾—————過度集中的權力與市場一旦結合，腐敗就很難避免。黑哨、賭球等販賣權力現象屢屢出現；李鳳臣既是“中國作協會員”又是“國家一級作家”，成為“史上最牛貪官詩人”。僅2009年一年，中國作協就開除了6名獲刑貪官作家。中國作協和中國足協，也成為近年來負面新聞最多的兩個機構。

　　其三，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1、作協、足協是社會團體，不受正規國家公務員體制的監督。作家官員一方面享受官員的部級、局級待遇，另一方面享有高額稿酬、出場費，屢登作家富豪榜。有文章指出：足協、作協等官僚化協會，“與社會腐敗有諸多相同之處，但他們站在更為有利和安全的位置”。2、如果按社會團體監督，中國作協是正部級，級別之高，令眾多局、處級監管單位望塵莫及，即便是部級監管單位也能稱兄道弟，無論有多少負面質詢都不難抹平、擺平。3、面對輿論和公眾監督，這些協會的表現更剽悍。近日飽受質疑的中攝協1號文件，把媒體和大眾對金像獎涉嫌抄襲的批評，上綱上線為“對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攻擊”、“攻擊黨領導下的文藝界人民團體體制”，這種口吻，被網友謔稱為“最牛紅頭文件”。老攝影家石寶琇憤而退會，指出：“發文件對批評者扣帽子打棍子，令人驚奇、疑惑、失望。”

　　如果不對作協、足協進行徹底改革，取消其行政級別，實現協會體制的全面民間化，就會如媒體所言：“這種協會的性質沒有改變，無論這次打擊足協腐敗的行動如何及時和徹底，也是治標不治本的”，“南勇之后還會有‘北勇’出現”。根治中國足球、振興中國文學，必須從作協、足協的體制改革做起。

　　呼喚作協的“平民時代”

　　如果說現在的足協、作協體制是弊大于利，那么，民間化的作協體制，則會帶來很多好處。

　　第一，一旦取消行政級別，就免去了權力爭斗，使作協真正為作家服務，成為沒有圈子、沒有丑聞的文學家園。同時，沒有級別的作協還將回歸文學本位，重新確立文學評論的美學標準，實現“以人品立身、靠作品說話”，而不是“以級別立身、靠圈子說話”；民間化的作協將徹底消除作家之間的身份和級別差異，不再爆負面新聞，而是給中國文學帶來和諧、美好和輝煌。

　　第二，免去國家高額投資，把目前對極少數官員作家的高額榮養制，改為使大多數作家獲益的社會文化保障制度。我建議，把國家給作協的巨額投資，用來給廣大作家建社保、醫保和失業保險，解除作家的后顧之憂、激勵作家潛心創作，使老年作家老有所養、使中青年作家脫穎而出。作家不再靠納稅人高額榮養而是自食其力，自覺接受文化市場競爭機制；官員作家走下主席臺回到書齋潛心創作，用作品向讀者匯報，而不是宣讀由秘書寫好的報告和致辭。

　　第三，恢復足協、作協的民間化本位，還可以消除腐敗源頭，根治足壇黑賭現象，避免“文壇南勇”的出現，維護中國文學的神圣和尊嚴。

　　其實，作協本來就有民間化傳統。中國作協前任主席巴金，終生沒有級別，連工資都不領，完全靠稿費，直到百歲高齡還是“平民主席”。巴金生前接受《文匯報》專訪時強調：“是生活培養作家，不是職稱培養作家；作家靠讀者養活，不是靠領導養活。這本來是個很淺顯的道理。”我敬仰巴金這樣的平民主席，呼喚足協、作協的民間化改革和“平民時代”的歸來。

　　閻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