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財”那些事兒

　　1971年是我服兵役的頭一年，也是我有生15年以來頭一年自己掙錢，月薪6元人民幣，年薪72元人民幣。憋了15年終于能掙錢了的我，自然會極盡享受花自己掙的錢的快感，我將第一年的全部72元年薪奢侈地揮霍一空，故未理財。我生平第一次理財是在1972年5月21日。

　　1972年，我的月薪猛增到7元，年薪84元。我決定理財，方式是借錢給國家銀行，俗話叫存款。當時我在江西向塘機場維護殲擊機，我們部隊的駐地叫丁坊。同年5月21日，我將自己省吃儉用下來的近一個半月收入共計10元錢存入丁坊儲蓄所，并得到了一張活期存折。存折封面套紅印著毛主席語錄，內容是：“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兩個中國之命運》”。封底亦由毛主席語錄占據全部版面，內容是：“要使我國富強起來，需要幾十年艱苦奮斗的時間，其中包括執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這樣一個勤儉建國的方針。”封底上這條毛主席語錄沒有像封面那樣注明出處，但有毛主席的手跡印刷體簽名。存折上的儲蓄所全稱是“中國人民銀行南昌縣支行丁坊分理處”。代表銀行向我辦理借款手續的工作人員名為“李善根”和“靳維榮”，這是我從他們留在存折上的印鑒中獲得的信息。

　　至今我仍珍藏著這張存折，盡管美中不足的是我最喜愛的毛主席語錄“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沒有出現在這張存折的封面或封底上。我曾經請一位資深收藏家評估我的這張存折的價值，他說即使扣除存折上寫有“鄭淵潔”戶名的因素，這張存折今天的價值無論如何也超過我1972年的年收入！目前該存折上的存款余額是1角8分，經過區區38年，我的這張存折的價值由0.18元翻了500倍！由此可見收藏確實是最佳投資方式。

　　我收藏的這張存折上記錄了我在1972年5月至1973年12月之間的理財存取款次數和額度。存入最大的一筆款項是13元整，交易時間是1972年12月18日。存入最小的一筆款項是4元，交易時間是1972年9月28日。支取最大的一筆款項是15元，時間是1973年1月1日，大概屬于趁過年過節突擊花錢。支取最少的一筆款項是1元，時間是1972年9月14日。到銀行費盡周折只為了取1元錢，今天看來真是天方夜譚不可思議。

　　過去由于投資渠道狹窄，沒有和銀行打過交道的中國公民大概不多。昔日我們的不少銀行職員在為儲戶辦理存款業務時弄不清儲戶是借錢給銀行，因此態度欠佳。1995年7月，一家香港報紙在刊登我的作品后，支付給我500港幣稿費。向來認為外幣不能花不是真錢的鄉巴佬的我將其存入一家銀行，在拿到存單后并未核對就草率地一走了之。而后我在家人的陪伴下躲到郊區寫作。3天后我們回到城里的家，鄰居對我說，可了不得了，有一男一女連續3個晚上猛敲你們家的門，把全樓鄰居都吵煩了，問他們干什么他們也不說。當天晚上，果然他們又來猛敲門。我將菜刀藏在身后開門問你們是誰要干什么？女的說她是銀行的，我看著確有幾分眼熟。那男的說他是那女的的男朋友。女的說前幾天下班時她發現我那張港幣存單被她多寫了一位數，500成了5000！她不能承擔此損失于是就根據存單上儲戶留的地址在男友的保駕下登門索要存單。我找出存單一看，確實如此。我答應她次日去銀行更換，她感激涕零，但我對于她按圖索驥依據儲戶在存單上留的地址找上門來的做法十分反感，特別是還攜帶著非銀行工作人員的不知有否前科的業外男性。儲戶的住址和存款數額一樣，都是秘密，銀行工作人員不該隨意泄露。他們走后，正好《北京晚報》的記者蘇文洋來電話，我順便告訴他此事，沒想到蘇文洋邂逅天上掉下餡餅似的興奮異常，非要我將該錯版存單借他一用甚至開價2000元人民幣買也在所不惜。蘇文洋告訴我最近有個老人向他們報社投訴，說銀行將老人的存單少寫了一位數，老人回家發現后找上門去，結果銀行死不認賬還原則性極強地說銀行的規矩就是一切以存單為準。蘇文洋企圖以我的這張存單為人質逼迫那同屬一家銀行管轄的儲蓄所就范改邪歸正。想起剛才那銀行女職員擠給我看的一滴眼淚，一向崇尚見義勇為并處事果斷的我這次經過一番優柔寡斷舉棋不定竟然沒有同意。蘇文洋在電話那邊捶胸頓足，大罵我是懦夫而且面對在物價飛漲的今天只靠微薄退休金度日的老人被銀行掠奪走一位數卻見死不救。幾天后，蘇文洋在《北京晚報》他的專欄《觀潮說》中說了我這件某銀行在存單上多填了一位數后竟然違反銀行關于一切以存單為準的規定登門找儲戶要求改正的事，可惜這種不點名的隔靴搔癢輿論對該銀行不可能起到任何教育作用。此事過后很久我還內疚。誰讓婦女和老人同屬受保護范疇呢？

　　說到理財似乎不能不說人與財富的關系，我時常在媒介上看到我們的某些官員投資動輒數億，結果賠得一干二凈，一句“就算交學費了”就脫了干系。這些錢如果是他自己掙來的，他會拿去“交學費”嗎？

　　哲學家叔本華說：“若有一筆錢可以使人不需工作就可以獨立而舒服地過日子，是件很大的便宜事……只有在這樣良好命運下的人方可說是生而自由的，才能成為自己所處時代和力量的主人，才能在每個清晨傲然自語地說：‘這一天是我的’，才能服膺伏爾泰的話：‘生命短促如蜉蝣，將短短的一生去奉承那些卑鄙的惡棍是多么不值啊！’”

　　照叔本華的觀點，人為了獲得自由應該先掙足了錢存在銀行，獲得財務自由，然后用存折保證每一天都是屬于自己的。這個如意算盤不錯，只是在房價日新月異的今天，不知實施難度系數如何。

　　在報刊上看到自詡清高的文人志士面對市場經濟狂潮大發“我視錢財如糞土”的錚錚誓言，每每使我自慚形穢。其實，我之所以對版稅和稿費斤斤計較，實在是為了早一天在“清晨傲然自語”地說“這一天是我的”。也為了早一天不將如蜉蝣般短促的生命“去奉承那些卑鄙的惡棍”。

　　我希望自己珍藏的印有毛主席語錄的存折日后能脫穎而出拍賣一個好價錢。不管怎么說，我是遠在千里之外的南昌向塘機場丁坊儲蓄所的債權人，雖然只借給了他們1角8分錢，但這一借就是38年。

　　我寫作32年，獲得了一些稿費，它們使我擁有了財務自由，我有成就感，但沒有幸福感。2008年5月汶川地震后，我成為中國作家中向地震災區捐款最多的人。2008年12月5日，當我接過民政部頒發的“中華慈善楷模獎”獎杯時，我獲得了幸福感。由此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獲得幸福感只有一個渠道：幫助別人。

　　我的體會是：頂級理財是拿自己掙的錢從事慈善事業。

　　鄭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