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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如何紀念孔子

　　文/傅佩榮

　　緬懷至圣先師，最具體的方法是“溫故而知新”，認清孔子思想的現代意義，進而身體力行，努力實踐他的教導，盡到承前啟后的責任。

　　由孔子所奠基的儒家學說“究竟”有何主張？它對現代人還有指導作用嗎？

　　首先，它在歷史上的際遇十分復雜，從西漢董仲舒倡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儒家就受到統治者的青睞與利用，扮演安定社會的主導思想。二千多年的專制政體可以用“陽儒陰法”一詞來描述，表面打著儒家的招牌，里面采取法家的手段，等到國家陷入困境，就把責任推給了儒家。在這種情況下，儒家的詮釋，為了配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形成僵化而封閉的教條，也就不足為怪了。

　　于是，一般人對儒家的刻板印象成為：重視群體和諧而忽略個體差異，講究人情面子而忘了真誠坦蕩，最后淪為不講道理的三綱五常，與不分黑白的醬缸文化。

　　其次，現代人生在西方文化主導及全球文化交融的大趨勢下，變得既豐富又復雜。我們身處其中，容易覺得忙碌、盲目而茫然。許多學者以“后現代主義”一詞為其標簽，意思是：沒有任何觀點可以免于受質疑及被否定，由此形成價值中立或“只問事實不問價值”的現象。這種接近虛無主義的廢墟狀態，正是人類心靈的最大挑戰。針對這種處境，孔子思想能夠提出什么解藥？如果經由適當研究，發現儒家學說可以救治人類的時代之疾，那將不但是我們中國人的幸運，也是全人類的幸運。

　　本文將依序探討以下三個主題：一、孔子在重視群體和諧時，并未忽略個體的主體價值；若不談行動者的主體，人生又如何可能建構真善美圣等價值呢？二、相對于西方(以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這三大一神教為代表)所揭示之人類普遍具有“罪惡感”，儒家所側重的是人類應該有其“羞恥感”。這兩種觀點反映的都是人性不完美，因而需要進行修練，那么今日又該怎么做呢？三、儒家顯示深刻的“悅樂精神”，對人生充滿向往，要以個人力量承擔造福眾生的責任，這其中所涉及的人性論是值得深究的。孔子的言行在上述三個主題都有精準的見解與示范。

　　一、個體與群體

　　孔子主張“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認為實踐人生理想的主動力量在于人。他心目中的人是不分階級、族群與貧富差異的，推崇孔子為人文主義者，說他具有深刻的人道情懷，乃是合宜的判斷。

　　問題在于：孔子所謂的“人”，一般都被認定側重于群體，譬如他的核心觀念是“仁”，而“仁”字“從人從二”，自然不離人我之間的互動關系，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分辨：

　　一方面，孔子對人的期許是：“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這里的“己”顯然是指個體而言，君子與學者應該有此自覺。另一方面，平凡百姓也有其自我要珍惜，最典型的話語是：“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百姓心中打定了主意，誰都無法再去左右他。在道德修行上更是如此。

　　為何需要強調個體呢？因為不論群體如何相處，道德價值的主體必須是個人，并且是真誠的個人。像“巧言令色，鮮矣仁”一語，不是暗示我們行仁的條件是真誠嗎？有真誠才有動力，也才能從事道德實踐。

　　儒家思想重視個體，其重點不是今日社會在民主與法治的基礎上所保障的人權，而是肯定：每一個人在道德實踐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責任，因而也有不可抹殺的尊貴價值。

　　在分析中國人的性格時，會發現“群體”的作用遠大于“個體”。如果回溯于儒家的起源，向孔子請教的話，就會察覺原來孔子的觀念是兼顧群體與個體，并且在兩者之間保持一種動態平衡的。孔子的觀念對于現代人生仍然深具啟發性，其故在此。能由個體的真誠出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才能真正普遍推廣開來。

　　二、羞恥心與罪惡感

　　就人的現狀而言，中西雙方的文化都強調修養是不可或缺的。為何需要修養？因為人性并非生而完美。關于“完美”的判斷，是不能脫離一個參考標準的。以主導西方文化的基督教為例，就在其教義中談到人的“原罪”。他們相信上帝是完美的，并且上帝所造的人也應該是美好的，但是人的始祖未能恪守他們與上帝所訂的盟約，亦即犯了罪，這才造成人性的缺陷。換言之，人在面對完美的上帝時，不免自覺其“罪惡感”，只有憑借虔誠信仰與真心懺悔才有可能獲得救贖。

　　如果說“罪惡感”是個體在面對無限完美的上帝時所自覺的無能與卑屈，那么“羞恥心”則是個體在面對“群體”所要求的標準時所自覺的不足與慚愧。個人不能脫離人群社會生活，任何社會都有自己的一套言行禁忌與評價系統，當一個人覺察或者被人指稱未達此一要求標準時，就會產生羞恥心。

　　問題在于：一個社會的言行標準是否正確無誤？這個問題涉及政治、教育、輿論所形成的社會風氣。譬如，“笑貧不笑娼”是偏差的風氣，但同時也是一部分客觀的事實。那么，誰又有權認定自己代表了真理呢？

　　在孔子看來，這里應該考慮的是雙重挑戰：一方面，每一個人都要有羞恥心，努力朝著社會標準去行動。這時所謂的標準體現于禮儀與法律。孔子顯然認為禮儀才是正途。

　　另一方面，羞恥心還有向內自省的層次，這就涉及真誠覺悟自身言行了。若是自身言行不一，則是可恥的，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若是與人相處而表里不一，也是可恥的，如“匿怨而友其人”。讀書人的首要條件是“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在此，“行己有恥”當然是出于高度的自我要求。

　　在比較中西文化時，以罪惡感來說，它源自個人面對上帝時的特殊心態，因此它的最大挑戰是不信上帝。

　　再以羞恥心來說，它源自個人面對社會標準或個人良知的要求。如果只看社會標準，個人很可能變得世俗化、功利化、空洞化、而這也正是當前社會的一大危機。若是回溯孔子的原意，則不能忽略個人良知，而以符合天命所要求的無限完美為目標。個體的生命價值完全體現于他自覺對人群的責任上。

　　三、悅樂精神與憂患意識

　　孔子所創始的儒家，總是顯示中庸之道。這種中庸，并非靜態的不偏不倚，而是充滿動態而均衡的力量。就個人的生命而言，真誠與否是個關鍵。只要真誠，就會由內心產生自我要求的力量，敦促自己主動去行善避惡。這種觀點可以用“人性向善”一詞來概括。

　　于是，站在“人性向善”的基礎上，人生之道自然就是“擇善固執”，明白這個道理并且努力實踐，無異于逐漸完成自己的人性，由此孕生的心得正是“悅樂精神”。一個人只要走在這樣的正途上，不論他的遭遇是窮達順逆，都不影響他內心的喜悅與快樂。

　　不過，如果把“善”界定為我與別人之間的適當關系，就不能避免一種情況，亦即儒家總是懷著憂患意識。即使像堯與舜這樣的圣王，在面對“修己以安百姓”與“博施于民而能濟眾”這樣的理想時，仍會覺得自己力有未逮，亦即“堯舜其猶病諸”。孔子心目中的仁者，須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為其奮斗目標，而這項目標帶來的永恒而無限的壓力，正是憂患意識的來源。

　　悅樂精神與憂患意識在表面上似乎有些矛盾，其實這兩者是不可分離的整體。有悅樂而無憂患，則人生若非局限于狹隘的利己，就是浮游于表面的享樂；有憂患而無悅樂，則人生又將懷憂喪志，患得患失，徒勞無功而苦不堪言。儒家能夠兼取二者，使人在悅樂之時心存憂患意識，在憂患之中又能保持悅樂精神。

　　四、結論

　　我們學習孔子思想，若能在重視群體和諧時也肯定個體的主體性與主動性，那么在面對現代社會的風潮沖擊與時尚誘惑時，就不難把持自己的方向。我們在修養自己時，要時時警覺羞恥心，言行不僅合乎社會規范的標準，更要安于真誠的良知，進而上達無愧于天地神明的境界。

　　我們身為知識分子與為民服務的公仆，總是希望造福百姓，因而難免于憂患意識；這時不能忘記孔子的悅樂精神，不但要苦中作樂，還要以苦為樂，甘之如飴，因為這一切所成就的也是自我人性的提升與完美。

　　紀念孔子，是要學習一套完整而正確的價值觀，使孔子的見解在現代人生得到驗證的機會，讓世人肯定孔子思想對現代人類的重大意義。 ★

　　(摘自本人2009年“紀念大成至圣孔子誕辰典禮”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