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韜，(1828~1897)字蘭瀛，江蘇蘇州人，思想家，第一份中國人獨立掌管的報紙《循環日報》創辦人。

　　青年孫中山忐忑不安地站在王韜身邊，注視著這位他仰慕已久的報人。當得知，王韜愿意為他轉交近萬字的變法動議《上李鴻章書》，并將親自為其潤色后，他終于長吐了一口氣。

　　剛剛棄醫從政，還略顯青澀的王韜第一次在報上提出“變法”這一概念時，十多歲的康有為還在廣東南海老家讀書，梁啟超才剛剛出生，距離后來那場轟轟烈烈1898年的戊戌變法，也還有20多年的時光。

　　在那個年代，這個江蘇人作為公認的“洋務人才”、著名的變法者和政論家，早已名揚海內外。

　　他與傳教士一起翻譯科學書籍十余年，在中國近代科學啟蒙史上開創了數個第一：《西國天學源流》，第一次為中國人打開了近代西方天文學研究的窗口；《重學淺說》，是近代中國第一本介紹西方力學的教科書；《光學圖說》，中國第一本系統展示光學理論的科普讀物。

　　他還是第一個登上牛津大學講壇的中國人，演講的主題是“中英通商”和“孔子之道”。據記載，“是時一堂聽者無不鼓掌蹈足，同聲稱贊”。他的手書成為西方人的收藏珍品，吟誦中華古詩文時，英國人為其擊節作和，稱他的吟誦就像“金石和聲、風云變色”。

　　在英國游歷兩年多后，1870年，這個洋人眼中的“華夏第一學者”回到香港，但他并未埋進書堆做學問，而是與友人集資買下一套英國印刷設備，創辦了第一張完全由中國人獨立編輯出版的大型中文報紙《循環日報》。

　　當時，知識分子大都醉心科舉，報人僅為一種營生而已——若不是落魄到不得已的田地，清高的文人墨客無人愿意以此謀生。而且，早期的中文報紙全部由西方投資，大多內容簡單，新聞匱乏，真正能針砭時弊的文章少之又少。

　　在《循環日報》擔任總主筆的十余年間，在租住的一間背靠山麓的小屋里，王韜寫下了近千篇政論文章，借助報紙這一載體，開創了中國報人“文人論政”的傳統。

　　他撰文介紹英國的火車，電報局，灑水車以及城市居民使用的自來水、煤氣等公用設施。他主張中國學習西方，重視普及科學文化知識。

　　時文八股，以文取士的科舉制度，也成為他的鞭笞對象。他挖苦中國儒生無病呻吟的文章不過是“犬吠驢鳴，何足言文”，并嘲笑科舉考試不過是“以無用之物而取無用之人也”。

　　在主筆的后期，他開始強烈地批判中國的政治體制。他甚至把中國的官場稱為“最骯臟的地方”，是一個“孔方兄為之斡旋、阿堵物為之居間”的“利世界”。

　　他描述英國國會下議院的開會場景，議員們在議院中自由表達對“大政重務”的看法，稱其“君民共主”，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韙”，要求中國統治者向西方統治者學習，放下身段。

　　在王韜與同人的努力下，這份“言別人所不敢言”的報紙，發行量一度居國內之首，國內外“凡有華人駐足處”，均設有該報代銷處。報紙從時人眼中的談資、消遣品，“變身”為通報信息、報道時事、汲取新知的重要途徑，王韜也被時人稱為“中國新聞報紙之父”，“中國第一報人”。

　　但這個報人年近50，仍膝下無子。友人勸他生子以延后嗣，他卻慨然回答：“人為什么非得兒孫傳代！我假如能把寫的文章留給后世，使500年后，姓名還掛在讀者嘴上，則勝一碗祭供的面飯多多矣。”

　　1867年，在歐洲漫游的王韜，在倫敦郊區見到了首屆世博會的展館。他在報上留下了中國人對世博會不可多得的記載：“臺觀亭榭，園囿池沼，花卉草木，鳥獸禽蟲，無不必備……”

　　這仿佛是命運的暗合。在世博會即將在上海舉行之際，人們又記起了王韜和他的這段文字。如今，我們能夠時不時地在報紙上看到這個名字，但他對新聞和報紙的理解，在今天看來，也并不太過時。

　　在談到現代報館的職能時，這個報人說道：“直陳時事，無所忌諱，舉其利弊，不過欲當局者采擇而已。”

　　記者 林天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