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27日，一則曹操高陵被發現的考古消息一經披露，立即引起轟動，同時也招來各方質疑。安陽西高穴大墓墓主是否為曹操？從已公布的發掘信息看，哪些證據可信？哪些證據令人生疑？還有哪些證據有待補充？茲采取文獻與考古互證的方法，梳理有關證據及疑信點，談點淺見。

　　一、文獻中所見曹操高陵

　　高陵即高平陵，又稱西陵，其地望在鄴城西，位于西門豹祠西原之上。文獻所記西陵最早者為建安二十三年曹操《終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三國志·武帝紀》)建安二十五年又作《遺令》：吾死之后，“斂以時服，葬于鄴之西崗上，與西門豹祠相近，無藏金玉珍寶。”曹操卒后，曹丕作《哀策》：“卜葬既從，大隧既通。漫漫長夜，窈窈玄宮。有晦無明，曷有所窮。鹵簿既整，三官駢羅。前驅建旗，方相執戈，棄此宮庭，陟彼山阿。”(《魏文帝集》卷一)曹植《誄》曰：“敦儉尚古，不玩珠玉……既即梓宮，躬御綴衣。璽不存身，唯紼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閨啟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窕玄宇，三光不晰。幽闥一扃。尊靈永蟄。圣上臨穴，哀號靡及。群臣陪臨，佇立以泣。”(《陳思王集》卷一)這兩篇作品描述了曹操遺體安葬的場面，也反映了西陵的基本狀況。魏黃初年間，高陵建有陵屋、祭殿。曹操部下老將于禁從吳國回到洛陽，文帝曹丕派人于陵屋之壁圖繪關羽水淹七軍逼于禁投降故事，又命于禁“北詣鄴謁高陵”(《三國志·于禁傳》)，于禁觀圖，因慚愧發病而死。黃初三年，曹丕作《毀高陵祭殿詔》：“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古不墓祭，皆設于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明帝太和四年“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秋七月，武帝卞后祔葬于高陵。”(《三國志·明帝紀·后妃傳》)曹魏時王沉官修《魏書》、魚豢私撰《魏略》和晉初陳壽所撰著《三國志·魏書》，均載及高陵。陳壽之后，陸機于元康八年在秘閣閱“魏武帝遺令”，慨然嘆息，撰《吊魏武文序》(見《文選》)。從文獻材料反映的情況看，魏晉時期曹操高陵的地理位置是清楚的。

　　到了十六國時期，高陵見諸文獻記載就不多了，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記漳水，言及西門豹祠，卻不曾提起高陵。隋唐以后，地理書中雖有高陵的記載，然大多是轉抄且較為模糊。《元和郡縣圖志》卷十六“鄴縣”條曰：“魏武帝西陵，在縣西三十里。”所記僅是大概方位。元納新《河朔訪古記》卷中記魏武高平陵，“在鄴鎮西南三十里，周二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明嘉靖《彰德府志》曰：“在縣西南三十里，周圍一百七十步，高一丈六尺。”相互轉抄的跡象明顯。文人詩文中也曾記詠西陵，如唐貞觀十九年，李世民征高麗，過鄴，作《魏太祖祭文》；沈佺期等寫有《西陵詩》，然其中并未具體描寫高陵。時至北宋，高陵地處情況就不清楚了，于是出現了“疑冢說”，將鄴西北北朝墓群演繹為“曹操七十二疑冢”。文人作《疑冢詩》以諷操：“青山如浪入漳州，銅雀臺西八九丘。螻蟻往還空壟畝,麒麟埋沒幾春秋。”(北宋王安石)“安排死去千年事，刻畫生前一寸心。”(金蕭冰崖)“荒城寂寂無煙火，疑冢累累半野田。”(明周朝中)訛說流傳，曹操西陵就變成了一個歷史之謎。

　　后世曾有尋覓曹操西陵者，宋俞應符有詩說：“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告君知。直須發盡冢七二，必有一冢藏君尸。”詩人之氣，不切實際。元納新為找到高陵，“登銅雀臺，西望荒郊煙樹，永寧寺僧指示余曰：‘此曹公西陵也’。”后又將北朝墓群誤作“曹操疑冢”，“按轡其間，自午抵暮，縱橫出入墓中，不知所向。噫！何其用心之詐也,使操能見武侯八陣圖,則有愧多矣。”(《河朔訪古記》卷中)1922年磁縣鄉民于彭城鎮西十五里叢葬地開井為塋，得古墓，“室之四壁涂堊如新，中置石棺，前有刻石，志文所敘乃魏武帝操也。”鄧之誠認為此墓即高陵，說：“前五十年發石室十余處，唯皆無棺，至是真冢始現。”(《骨董瑣記全編》卷三)但是后來又證實這并非操墓。由上可見文獻所記高陵愈益迷茫，由是生成諸多傳說，撲朔迷離，困擾人們千余年。

　　二、新近考古發現的“高陵”

　　2009年考古發掘的西高穴大墓被確認為“曹操高陵”，所列依據有六條：1、這座墓葬規模巨大，形制結構類似漢魏王侯墓，與曹操的身份相稱。無封土，符合“因高為基，不封不樹”的文獻記載；2、出土的器物、畫像石等遺物具有漢魏特征，年代相符；3、墓址與文獻、魯潛墓志記載完全一致；4、墓內裝飾簡單，符合《遺令》所囑，隨葬品應是曹操日常所用；5、刻有“魏武王”銘文的石牌和石枕，證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6、男性遺骨經鑒定為60歲左右，與曹操終年66歲吻合。

　　這六條依據雖都有作證的價值與可信度，但還達不到鐵證如山的地步，因為它們無法直接說明大墓的確切年代和墓主的身份，只能由此推斷出大墓很可能就是高陵。它們作為證據，既有可采信的價值又有讓人生疑的地方。所舉石牌“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等出土于大墓，這些石牌當為墓主日常所用，且死后隨葬的器物標簽，古墓被盜，器物被拿走，留下的石牌雖被擾亂，但其存放的環境沒有變化，位置沒有大的改動，應該視為第一等的證據。曹操生前曾被稱為“明府”、“明后”，封王后，稱魏王，死后謚曰武王，即魏武王。魏武王謚號的使用始于建安元年二月，同年十月漢魏禪代，改元黃初，武王被尊稱為武帝，即魏武帝。武王之稱歷時八個月，石牌之作當在此間，應該是與隨葬品一起放置于墓內。而且石牌字體風格與鄴城遺址出土的曹魏時期石刻頗相類似。

　　至于“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后趙魯潛墓志”則是兩件征集來的文物，已經脫離了它們的原始保存狀態與環境，發生了位移。證據在發生變化的過程中，某些環節出現未知，人們不能將其連接起來，那么其價值與可信度就要打折扣，對這些證據提出懷疑也是自然的。然而這兩件文物在作證據的時候，可與墓中出土的文物聯系起來作為旁證材料。因其與大墓聯系較為密切，可視為第二等的證據。“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行文、字體風格與出土石牌相類，因其是被征集來的，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魯潛墓志》曰潛卒于后趙建武十二年(345年)九月二十一日，“墓在高決橋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步。”墓志發現于西高穴村西亂土中，而且魯潛墓又無詳確之處。該志雖言及魏武帝陵，但未必能證明所發現的西高穴村大墓即曹操高陵。

　　同時代的墓葬構造由于遵循同一禮制，因而存在著某些相同的特征。參照東漢王侯墓制推斷西高穴村古墓的年代，雖然在學理上行得通，然出土文物刻字并無確切的紀年，所依據的其他考古材料只能作參證。西高穴村大墓風格樸素無雕飾，這與曹操禁厚葬、倡薄葬的思想主張是一致的。“斂以時服”、“躬御綴衣”、“璽不存身，唯紼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可與大墓風格相印證。但在諸多文獻中又言及“西陵煙樹”、地面建筑和標志物，這與“因高為基，不封不樹”有些不一致。大墓已經多次被盜，是真的“無藏金玉珍寶”，還是被竊一空，這也是無法確定的，況且墓中還遺留有金、銀、玉石等物，也與文獻稍有出入。

　　由以上依據可以認為：西高穴大墓有可能是曹操高陵，甚至可以說是鄴地考古發現中最具可能的一座古墓。然其可信程度未滿，疑點、漏洞不少，在現有的情況下，作出“確認”，似乎有些過急。若要確認，一些關鍵證據應有掌握，相關證據仍需補充，關于曹操的深入研究亦應跟進。

　　三、確認曹操高陵仍需補充的證據

　　西高穴大墓究竟是否為曹操高陵？最關鍵的證據有兩條：一是大墓的確切年代應為建安二十五年二月；二是能夠直接說明墓主即魏武王曹操的文字資料。如果缺乏這兩項關鍵證據，還可尋找下列證據進行確證：

　　1、高陵是一座合葬墓，除了曹操，還有其妻子卞氏，夫婦前后去世，相隔十年，卞氏死后也葬于高陵。《三國志·明帝紀》曰：“祔葬”，同書《后妃傳》曰：“合葬”。西高穴大墓有三具骨骼，一男二女，男性60歲左右，女性分別為20多歲和40多歲，二女年歲與卞氏不符。卞氏生于東漢延熹三年(160年)十二月，卒于魏太和四年(230年)五月，終年71歲。那么，這二女是誰呢？曹操原配妻子為丁氏，又有劉氏。劉氏早終，丁氏于建安初被廢，死葬許城南。此二女有可能是丁氏、劉氏。二人先于曹操去世，可能于曹操死后遷葬高陵。曹操有25男,妻妾除了丁氏、卞氏、劉氏外,見于史書的還有環夫人、杜夫人、秦夫人、尹夫人、王昭儀、孫姬、李姬、周姬、劉姬、宗姬、趙姬，二女或許為她們中間的二位。然她們的卒年不清楚，曹操一貫主張葬制儉樸，不大可能讓夫人、愛姬為之殉葬。卞氏卒時為太皇太后，“祔葬”高陵，從其身份及生前與曹操的感情上推測，不大可能在其死后把曹操墓打開合葬，似應于高陵旁再造一墓。西高穴大墓旁還有一墓，如果此墓的主人能確定為卞氏，大墓則可確認為高陵無疑。

　　2、《終令》曰：“《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為兆域，使足相容。”高陵不是一座孤墓，而是以之為中心的一個墓群，若能在其前后左右發現曹魏公卿大臣陪葬墓，也能推定“高陵”的真實性。文昭甄皇后朝陽陵、陳留王曹奐墓均在鄴，其方位與高陵也當有昭穆關系，夏侯惇、王粲、陳琳、應玚、劉楨等均葬鄴，其墓址多在鄴西。從不同時代的墓群分布看，高陵兆域范圍頗具規模。

　　3、西高穴古墓坐西朝東，這樣的朝向與《遺令》月旦十五銅雀臺作伎樂、子臣時時西望墓田的安排是一致的。令曰：“吾卑妾與伎人皆勤苦，使著銅雀臺，善待之。于臺堂上安六尺床，施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輒向帳中作伎樂。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從陰陽堪輿的角度看，高陵居高崗臺地，頭枕西山，面向銅雀臺，觀婕妤歌妓，接受子臣奠祭朝拜，而且偏東北又是太陽升起的地方，墓葬取向朝陽，符合傳統的風水意識。甄后朝陽陵、陳留王曹奐墓亦當是如此朝向。

　　4、墓中男性骨骼年齡與曹操相仿，可提取其標本，利用現代科技手段作DNA實驗，再與其血緣親屬作比對。1951年6月平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清理發掘東阿曹植墓，墓中存有部分骨骼，若能找到曹植的遺骨，可以作為DNA標本，比對西高穴墓男性骨骼，如果試樣一致，亦可證明此墓為高陵。

　　5、《終令》、《遺令》都提到西門豹祠，高陵在祠之西，如能確定西門豹祠所在的具體位置，則高陵的地址便能大體推斷出來。然魏晉以來，該祠屢經興廢，地址前后有所變動。而且西門廟又非一處，如明代安陽縣有西門大夫廟，“在大夫村，北齊天保間建。”同時臨漳縣也有西門大夫廟，“在仁壽里，去縣二十五里”(均見嘉靖《彰德府志》卷4)。究竟何處為曹魏時期的西門豹祠？仍有待考證。

　　綜括文獻與考古資料，西高穴大墓只能初步推定為曹操墓，但還需作進一步的確證。隨著考古工作的進展，有價值的文物不斷發現，文獻與考古互證，曹操高陵的疑團終將被解開。

　　牛潤珍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