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陽西高穴大墓是否為曹操高陵之爭的考古學思考

　　編者按　在群星璀璨的中國歷史人物圖譜中，曹操絕對是最受關注的明星之一。故而在2009年歲末一則關于曹操墓被發現的考古消息一經披露，立即在學術界、媒體和社會各界引起轟動就不足為奇。由于歷史的、學術的兼或還有現實的種種原因，盡管有關方面已宣布安陽西高穴東漢大墓為曹魏高陵，但在未能獲得十分的證據之前，各方展開激烈的爭論，擺出自己或信或疑的觀點，都應視之為推動學術研究的一件大好事。學術需要爭鳴，學術也不怕爭鳴，而且學術問題會越爭越明。為此，本刊特約請白云翔、牛潤珍兩位先生撰文，從考古材料和實地考察的角度，并以文獻與考古互證的方法，梳理這一問題有關證據及疑信點，希望對學術界最終認定西高穴墓的墓主身份有所助益。

　　2009年末，河南省文物局等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在河南省安陽市西高穴村發掘的東漢大墓(即2號墓)是魏武王曹操的高陵。消息一出，旋即引起學術界、媒體和社會的高度關注和激烈爭論。一項考古發現能夠引發社會各界如此廣泛的關注，是十分罕見的。筆者作為一名長期從事秦漢考古研究的考古工作者，這里根據有關方面已經公布的材料(《西高穴大墓是曹操的陵墓》，《光明日報》2009年12月28日第5版；《專家考證河南安陽安豐東漢大墓為曹操高陵》,《中國文物報》2009年12月30日第1版)，以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安陽西高穴大墓考古匯報》材料，并結合筆者實地考察的所見所聞，從考古學上做一些初步探討。

　　一

　　考古學作為一門以考古發掘的實物資料研究古代歷史的人文學科，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門以時間和空間為基軸的科學。換言之，對于任何一項考古發現的研究和認識，都是以時間和空間為坐標進行的。就西高穴大墓來說，首先是在時間上進行年代的分析和在空間上進行所在地點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礎上根據出土的實物資料并結合文獻記載，對墓主的身份進行判定。

　　西高穴大墓經過多次盜掘，但其墓葬建筑本身保存基本完好，其形制和結構是清楚的。該墓是一座帶斜坡墓道、由前后室和四個側室構成的大型磚室墓，具有東漢晚期的特征。在我國，漢代是一個墓葬結構的大轉折時期，經歷了由豎穴式土壙結構向橫穴式磚石結構的演變。用條形磚砌筑的磚室墓自西漢中期出現于關中和中原地區，此后迅速流行開來，并且因其墓主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在結構上形成多種類型。其中，由多個墓室構成的大型磚室墓是東漢晚期高等級墓葬的一個突出的時代特征，在全國不少地區都有發現。尤其是“四角攢尖”式墓室頂部結構，更是東漢中期以后才出現的。如陜西華陰發現的漢順帝時的司徒劉琦之墓，就是這種多墓室、四角攢尖頂的大型磚室墓；河北定縣的中山穆王劉暢及其夫人墓(葬于公元174年)，也是這種多墓室大型磚室墓。就出土遺物來看，該墓殘存文物多達250余件，雖然尚未經全面的整理，但其中還是有不少遺物可資斷代。如出土的3枚五銖錢均為東漢五銖，而其中的1枚“剪輪五銖”錢則明顯是東漢末期；鐵鏡，雖然嚴重銹蝕而鏡背花紋不清，但其扁平大圓鈕等特點，表現出東漢晚期鮮明的時代特征；四系黃釉和綠釉陶罐，更是漢末三國時期的代表性器物。總之，無論從墓葬的形制結構還是從出土遺物來說，將其斷代為東漢晚期是毫無疑問的。

　　從空間上來分析，西高穴大墓位于今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西南，地處今漳河南岸，東距鄴城約14公里，同時東距西門豹祠遺址約7公里，地當漢末三國時期曹魏鄴城之西郊。西高穴村一帶，是一處平緩的高地，地勢高出3公里之外約10米左右。《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載：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此記載說明，曹操之壽陵，建在鄴城西郊的原上，并且地勢略高。無論從地理方位還是從地勢上說，今西高穴村一帶都與文獻記載曹操之壽陵的地望吻合。更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當地村民在西高穴村西北0.5公里處取土時挖出一方后趙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駙馬都尉魯潛墓志，志文稱：“墓在高決橋陌西行一千四百二十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而西高穴大墓正是墓志所稱魏武帝陵的位置。另外，史書及有關的地方志中，未見這一帶建有東漢王侯陵墓的記載。

　　就西高穴大墓所保留的能夠反映墓主地位、身份的信息來看，根據迄今已經發現的東漢晚期王侯大墓及其認識判斷，西高穴大墓無論其形制、結構還是規模大小，都屬于王一級無疑，并且規格最高。譬如，長近40米、寬近10米的墓道，兩個主室、四個側室的墓葬形制，中軸線左右大致對稱的墓室布局，380平方米的墓室面積，磚砌墓壁厚達1米以上，長40余厘米、寬20余厘米的大型條磚等，尤其是前室、后室和左前側室為四角攢尖頂，墓底用長95厘米、寬90厘米的大石板鋪地為其他同類墓葬所不見等，都反映出其規格之高。就出土遺物而論，鐵甲、鐵劍等表明墓主人為男性；車馬器的發現，說明當時隨葬有車馬，而漢代的車馬隨葬主要見于王侯大墓；后室殘留的水晶珠、瑪瑙珠、玉佩等裝飾品雖然數量不多，但異常精美，說明死者生前服飾華麗，生活奢華；鐵鏡的直徑達21厘米，而東漢時期直徑20厘米以上的大型鐵鏡均發現于王侯墓葬之中，如河北定縣中山簡王劉焉墓、中山穆王劉暢墓等均有出土；石璧直徑達28厘米，并且與高近29厘米的石圭伴出，而圭、璧配套使用又是帝王陵墓的一個突出特征。它們都反映出墓主人具有王一級的身份和地位。

　　基于上述分析，尤其是墓中出土有“魏武王常所用……”的刻銘石牌，結合史書關于曹操生前先受封為“魏公”、后進爵為“魏王”并在鄴城西郊營建壽陵的記載，以及《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所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春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于洛陽，年六十六歲。……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初步可以推定西高穴大墓是曹操的高陵。

　　二

　　既然目前的材料可以支持西高穴大墓為曹操高陵的初步結論，那么，為什么又引來如此多的質疑、如此激烈的爭論呢？其原因是復雜的和多方面的。僅就學術層面的原因分析，大致主要有四。

　　原因之一，是我國考古知識還很不普及，使得人們在關心這一問題的過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識而產生疑問。譬如，有的質疑者曾以墓中未出土墓志為由提出疑問。實際上，東漢晚期墓葬中沒有墓志是正常的，因為迄今發掘的數以萬計的東漢墓葬中都沒有發現過墓志。在我國，墓志的起源雖然可以上溯到秦代刑徒墓以及洛陽東漢刑徒墓中記述死者姓名和籍貫的磚瓦，雖然東漢墓中也曾發現過具有墓志性質的墓石、題記或墓碑，但磚石墓志的真正形成是在三國之后的西晉時期。

　　原因之二，是對一些考古發現的前所未見的現象的不理解而產生疑問。譬如，西高穴大墓中的刻銘石牌，尤其是“魏武王常所用……”之類刻有墓主謚號的石牌，此前在東漢墓葬中的確未曾出土過，于是引發了對其真偽的懷疑。實際上，考古中的很多現象，都有其發現的“首次”甚至是“孤例”的可能，而考古學的認識，正是在諸多“首次”的積累過程中不斷豐富起來的。一位著名考古學家曾經說過：已經發現過可以說“有”，未曾發現過不要說“無”，就是提醒我們不要輕易懷疑或否定此前未曾見過的新發現。

　　原因之三，是西高穴大墓多次被盜，殘存的遺物不僅有限，而且非常零散，無法給我們提供關于該墓完整的、系統的信息，這就導致了得出的結論在很大程度是推論。在考古學研究中，推論是必不可少的和正常的，但說服力難免會受到影響，于是也就很容易引發質疑。

　　原因之四，是西高穴大墓的考古發掘尚未完全結束，發掘資料尚未進行全面的、系統的整理，致使無法對提出的認識進行全面、深入的論證。即使結論是正確的，但總會產生證據不足之嫌，也就很容易引發人們對結論之正確與否的懷疑。

　　面對人們對西高穴大墓是曹操高陵的質疑，作為考古工作者進行耐心、細致的解釋和說明是必要的，但從根本上說，是繼續做好后續發掘和清理工作，包括與之相鄰的1號墓的發掘，同時對發掘資料進行細致、系統的整理，進而就陵園建筑以及地上建筑遺存、與1號墓的關系、畫像石與墓葬的關系及其性質、出土遺物在墓葬中的分布及其性質、各墓室的功能、墓門的材質及其結構、男性人骨與兩個女性人骨之間的關系等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這是當前最為迫切的任務。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對西高穴大墓得出更為完整、深刻的認識，做出科學的回答。

　　三

　　西高穴大墓是不是曹操高陵之爭，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學術問題，而學術問題的解決應當采取學術討論的方法，即擺事實，講道理，平心靜氣、平等民主地討論問題。參與討論的各方，可以是專業工作者，可以是業余愛好者，也可以是普通民眾。至于結論是否正確，不在于提出這一結論所用的時間長短，也不在于這一結論的提出者是誰，而在于是否擁有可靠、充分、科學的證據，在于是否有嚴謹而完整的“證據鏈”。

　　在西高穴大墓是否為曹操高陵的爭論中，人們經常提到“定論”問題。就考古學發現來說，有些問題如果有“鐵證”，很快可以有定論；有些問題如果沒有“鐵證”，則會長期沒有定論而爭論不止，需要等待新證據的被發現。以漢代諸侯王陵的考古為例：1968年發掘的河北滿城漢墓，根據墓中出土銅器上的銘文并結合文獻記載，推斷是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及其妻竇綰的陵墓，已成定論；1974年發掘的北京大葆臺漢墓，關于其墓主人，最初的結論是死于公元前80年的燕刺王劉旦及其夫人，后來的結論是死于公元前45年的廣陽頃王劉建及其夫人，而最近又有學者提出是死于公元前3年的廣陽思王劉璜及其夫人的觀點，至今沒有定論。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因此，關于西高穴大墓的墓主人是誰，我們期待著得出一個學界都認可的結論，但即使長期爭論下去也是很正常的。

　　白云翔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