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人評點2009傳媒事

　　傳媒反映并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公眾對社會進程的看法。一些傳媒人反躬自省，審視過去一年里中國傳媒的表現。本刊特摘編北京大學電視研究中心部分研究員的思考——

　　□對牛彈琴，彈琴的人要負主要責任

　　□紅頭文件色彩依然濃厚，以至于有些“合理”的禁都顯得不夠“合理”

　　□重大突發事件報道，只要不涉及國家機密，都必須始終堅持公開透明

　　白巖松：央視主持人

　　陳小川：中國青年報總編輯

　　敬一丹：央視主持人

　　劉連喜：央視國際負責人

　　陸小華：新華社新聞研究所所長

　　尹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胡智鋒：中國傳媒大學教授

　　俞虹：北京大學電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朱虹：廣電總局辦公廳主任

　　張志君：中國教育電視臺研究室主任

　　喻國明：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所長

　　時統宇：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研究員

　　張頤武：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經濟危機與振興

　　白巖松：金融危機，讓中國傳媒的視角變得更加國際化，間接地使受眾更以世界眼光來看待中國的處境。與此同時，媒體心照不宣地以各種方式，制止了中國有可能產生的驕傲。

　　陳小川：在經濟企穩回升的跡象初顯時，幾乎全球主流媒體都拋棄了“壞消息就是好新聞”的觀念。中國媒體在世界性經濟災難面前同樣表現出可貴的理性，特別是主流媒體并沒有僅僅痛罵華爾街，而是致力于傳播“信心比黃金更重要”。

　　但是也有昏話，諸如“去華爾街抄人才的底”，輕信“社會主義救全世界”之類，殊不知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艱難成功。

　　敬一丹：國外媒體在評選2009年度人物時，中國工人榜上有名。理由是，在經濟危機中中國工人“保八”有功。這有點讓人意外，也讓我們有了一個對比。我們的經濟報道，見數見事多，卻不大見人，更不大有機會見到普通人。在經濟危機中，人，普通人，受到怎樣的沖擊？有了怎樣的改變？媒體似乎少有這樣的視角。

　　劉連喜：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讓決策者不得不直面我國經濟發展中長期存在的頑疾——過度依賴出口，人民消費能力嚴重不足，而這背后更隱藏著社會福利制度不健全、社會貧富分化嚴重等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得不到根本的解決，經濟的振興就只是表象的、暫時的、沒有根基的。希望決策者不要留戀于經濟回穩的數字高低，而要將解決根本問題的決心堅持到底。

　　陸小華：權衡當前這個經濟波動期，有一個不應忽視的標尺，即這是新媒體時代的金融危機，是新媒體時代的經濟波動。當下，傳媒對人們的影響超出以往任何一個經濟波動期。因而，分析經濟波動的形勢，設計挽救經濟的對策，都不能不考慮傳媒影響、信息消費方式、信息利用能力等變量。

　　在經濟波動期，普通公眾更多地不是依據數據，而是參照對數據的解釋而決定自己的消費行為。因而，傳媒競爭的核心是解釋權競爭，而不是單純的報道權競爭；是選擇與判斷所形成的影響力在起核心作用，而不是單純的豐富或快速在起作用。

　　“小沈陽”現象

　　尹鴻：總是眾矢之的的春晚，卻一直是中國流行文化的最大制造廠。小沈陽以其夸張、跨界、戲仿，提供了一種規范之外、雅致之外、常規之外的釋放和快感，將二人轉的草根娛樂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一方面受到熱捧，一方面受到冷批。其實，小沈陽本身也許并不該受到責難，應該受到責難的是，那么多媒體鋪天蓋地地“唯小沈陽”。文化是需要多層、多樣的。天天給人吃麻辣燙，如同天天讓人吃龍蝦一樣，不倒人胃口，也會造成營養的嚴重不均衡。

　　胡智鋒：雖然上春晚之前，小沈陽已經很火，但觀眾大多數只能在“地下”一睹其“芳容”，春晚則給了他一個更耀眼的華麗光環，一個更主流的大雅之堂。小沈陽引發了大量的社會話題，一度成為輿論的焦點，這也讓老百姓暫時忘記去探討今年春晚的成功與失敗。是春晚火了小沈陽還是小沈陽拯救了春晚？沉寂一年之后，留給電視媒體最大的問題依然還是：春晚應該靠什么來支撐？

　　劉連喜：引發爭議并不奇怪，但實際上沒什么好爭議的，什么東西都是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放輕松些，老百姓生活本來就挺不容易的了，看個小品，笑了，就是最大的意義吧。總想一廂情愿地升華一下、煽情一下、說教一下，才是對老百姓智商最大的蔑視吧。

　　陳小川：小沈陽沒有什么文化的微言大義，不過回歸了本源而已——就是給受眾帶來快樂。

　　俞虹：這個現象再一次證明了央視春晚的強大影響力，并且從另一個方面引發警示：央視一寸口，地方尺丈溝！在春晚有限度、有意義訴求的小品表演，出現在一些地方媒體上時則是弱化價值意義凸顯二人轉特色戲份兒的表演，有的甚至在以突破底線的“笑聲”換取收視率，不能不讓人擔憂。

　　二人轉的傳播語境，是小劇場、購票、成人受眾、有限的空間和特定的觀眾，所進行的是有控制有限度的小眾傳播。作為一種地方文藝樣態，有其獨特的價值，但它是否適宜全盤進入開放的沒有分級的大眾傳播媒體，無門檻地進行接收，是值得斟酌的。

　　朱虹：“小沈陽”現象的產生，說明社會需要“陽春白雪”，也需要“下里巴人”。這類節目在政治上無害、藝術上有創造，深受群眾歡迎，應當給它以一席之地。當然，小沈陽要想走得更遠，火得更長久，還要進一步提高自己的素質，不能僅僅靠模仿等三板斧。

　　央視大樓起火

　　胡智鋒：天災人禍總是引人關注，央視大樓起火損失慘重，令人唏噓，遺憾的是這一慘劇在社會上引發的議論卻少有同情，更多是幸災樂禍，甚至是唾罵和質問。盡管這不乏百姓借此事宣泄對貪污腐敗的憤怒情緒，但也不可否認其中包含了公眾對媒體的某種態度。

　　這種情緒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所致，可謂由來已久。這值得我們電視媒體反思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在觀眾中形成的形象和角色，我們的責任擔當是否到位？如何重建電視媒體應有的公信力和美譽度？

　　劉連喜：讓人深思的是老百姓對此事的反應，惡搞的、幸災樂禍的、看熱鬧的……一場大火測出了老百姓與中國這個最強勢媒體的心理距離。如何挽回失去的人心，或許比如何挽回火災造成的損失更考驗領導者的見識和智慧。

　　白巖松：大火是一場悲劇，但透過人們對大火的神情，作為主流媒體卻該品讀出另外的悲情因素。這里面蘊藏著人們對僵化面孔的厭倦，對傳媒改革的不滿。雖然，央視也不過是代人受過。

　　尹鴻：那個被戲稱為“大褲衩”的央視新樓，命中注定從襁褓中開始就是新聞頻發的“明星建筑”。一把大火成為新聞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央視因為種種原因采取了為自己諱的方式，結果欲蓋彌彰。不僅在網絡上信息爆炸，而且也加重了一些人對強勢機構幸災樂禍的心理。

　　一個媒體，如果自己都不公開透明，那么傷害的很可能是公眾對媒體權威性的懷疑。出現負面事件不可怕，可怕的是因為不當的傳播策略，使負面事件的負面性被放大。

　　俞虹：這場大火的悲劇不僅在于經濟上的巨大損失，更在于整個事件對于央視作為國家媒體所產生的令人擔憂的負面影響。媒體以自身的行為詮釋著新聞的定義，塑造著媒體形象，百姓心里透亮。如果一個媒體缺少自我認知、批判的勇氣，又如何讓人心悅誠服地信服它對社會的監督呢？

　　張志君：央視大樓起火，輿論對此次事故已有許多分析，而其中有個細節，似乎更應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最先出來報道此事的是網絡媒體，作為具有強大的現場直播能力和資源的央視在第一時間“失語”。面對這一突發事件，央視未能及時正視事實、糾正錯誤，而是采取了轉移話題、分散輿論熱點的應對策略，影響到其在觀眾心目中的權威性和公信力。這種不敢報道“后院起火”新聞的現象，應該給中國其他新聞媒體敲響警鐘。

　　喻國明：大火中的社會狂歡，比大火本身更值得人們警惕。

　　廣電總局頻發“禁播令”

　　白巖松：紅頭文件的色彩依然濃厚，以至于有些“合理”的禁，都顯得不夠“合理”。

　　劉連喜：禁播令有點“目的正義”的意思，至于“手段”是否正義就有待商榷了。“一刀切”的做法損害了觀眾的選擇權，而在媒體多元化的今天，“禁播”更顯得力不從心，甚至適得其反。

　　時統宇：可以說，時下有些廣播電視臺的傳播行為已到了令人厭惡的境地。廣電總局的禁播令頻繁下發，本以為令行禁止，沒想到事與愿違，那些“不法的內容”不但繼續逗留在屏幕上，而且還和禁播令大張旗鼓地“叫板”。這樣的尷尬結局，既在情理之外，又在意料之中。

　　俞虹：在我國目前尚不能廓清國家電視、公共電視、商業電視體制問題的現狀下，在相關法律尚不夠健全的現實背景中，靠媒體人的自覺意識、社會責任、職業道德作為唯一的支撐，是不合情也不合理的。所以適當的行政干預不可或缺。頻發禁播令，不是管理者尺度加緊了，而是傳媒現實境況使然。當然，人們有理由期待上級主管既是消防隊員，更是建設者，積極推進媒體制度改革、完善法規建設的步伐。

　　張頤武：監管方式如何科學化，是當下所面臨的復雜挑戰。如何在復雜的媒體環境和社會的多元狀態中尋求更加科學的管理，值得思考。

　　朱虹：“禁播”作為一項嚴厲的行政管理措施，廣電總局對此也是慎之又慎，運用的頻率是很低的。現在有些媒體所說的禁播令并不存在，如對電視劇《蝸居》，對港臺主持人，廣電總局并未發過禁播令，但網上卻頻見“禁播”說法。

　　7·5事件報道

　　朱虹：中國政府采取了開放態度和公開透明原則，在第一時間允許境外媒體前往采訪和報道。這是我們繼汶川地震后對重大突發事件報道的又一次成功嘗試。事實再次證明，重大突發事件報道乃至整個新聞宣傳工作，只要不涉及國家機密，都必須始終堅持“及時準確、公開透明”。

　　陳小川：公開透明所蘊含的，有不公開透明時估計不到的力量。

　　陸小華：7·5事件報道，啟之于應急，但整個報道過程的延續，顯見是吸取了歷史經驗的有序展開。不僅向境內外媒體迅速提供了采訪條件和幫助，更以一系列有力的動作，通過各種新媒體手段直接影響海外受眾。其中，更滲透著媒體融合的成功實踐。通過7·5事件報道，不僅體會到自信的公開，更體會到自信的主動傳播。

　　劉連喜：又一次見識了西方媒體在此類事件中的雙重標準和歪曲伎倆。與上次3·14事件不同的是，中國媒體和中國網民的表現都更加理性和成熟，用事實和法律說話，有理有節。

　　國慶60周年報道

　　白巖松：傳統的話語悄然改變，“人”與“細節”豐富并完善了相關報道。不是進步，而僅僅是向傳播規律的回歸。

　　陳小川：在改革進入深水區，遇到的問題世所罕見的時候，中國人需要一種國家認同的理由。

　　尹鴻：一個精心準備、周密計劃、萬無一失舉辦的國家大PARTY，被電視呈現在全中國、全世界面前。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中華復興、國家富強的符號，被這個獻禮活動放大得酣暢淋漓。在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感嘆，多虧有了電視這樣一個偉大的發明，我們才能有眼前目睹的這種盛況。20世紀出現的電視，改變了一切，改變了總統，改變了奧運會，改變了政治人物的音容笑貌，改變了明星的言談舉止，改變了生活，改變了人們對自我、對國家、對世界的認同。媒介為我們創造了我們對于世界的認知，媒介為我們提供了我們自己和我們所處世界的鏡像，而我們常常也把鏡像當做了生活本身。

　　世界媒體峰會在中國召開

　　尹鴻：胡錦濤總書記在峰會上出現，表明一個國家不僅要在經濟上有發言權，在文化上同樣需要發言權。中國要說話，中國要發言，中國要對話，中國要交流，這是全球化時代中國的一種必然趨勢。當然，由于長期以來我們更習慣自說自話、自娛自樂，如何說話，如何交流，還是一個大考題。

　　白巖松：過去向外，我們的內心總在強調人家與我們，以及我們與人家的不同。因此往往自說自話，無法溝通。而今，我們應立足于更多相同的認識去溝通，將心比心，入心入眼入耳，而不是口號滿天飛。中國形象，需要一個全新的塑造。

　　陳小川：“走出去”以后怎么辦是關鍵。對牛彈琴，彈琴的人要負主要責任。

　　微博客流行

　　陸小華：微博在一些群體中的突然流行，與其說是一種時尚認同，不如說是“便利性決定傳播有效性”的新媒體時代的傳播規律，又一次得到確認。當今世界受眾發生的最大變化，是受眾的移動化，即移動需求成為需求的主流部分。這種移動需求不僅是接受，更是傳播，是移動中的受眾自己要加入傳播。移動接受與移動傳播成為兩種殊途同歸的重要驅動力量，會促使傳播格局發生更耐人尋味的變化。

　　劉連喜：新浪微博的出現無疑是2009年最引人注目的新媒體事件之一。它將手機傳播的即時性和社區網站人際傳播的聚合性相結合，使訊息得以在第一時間迅速傳播。這種特性是以往任何傳統媒體和網絡中的傳統業務，如博客、論壇等都不能比擬的，無怪乎很多傳統媒體人紛紛注冊微博。當然，伴隨著飯否、嘀咕等微博網站的倒下，新浪微博的發展還充滿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