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墓到底在彭山還是在武侯祠？繼日前四川眉山市彭山縣牧馬蓮花村村民聯名上書國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請求對蓮花壩皇墓進行勘測、挖掘后，1月17日，彭山縣向社會發出“征集令”：征集與彭山縣牧馬蓮花村蓮花壩皇墓有關的文獻、文物等資料。 (1月18日《成都商報》)

　　在“征集令”之下，我們觀察到了一種少見的官方和民眾之間的互動：那邊是官方發出了“征集令”，要翻箱倒柜尋劉備墓證據；這邊是眾多蓮花壩的村民“紛紛表示”，回家一定要好好找找，說不定家里的米缸就是國家一級文物。

　　這樣的互動意味著什么？就筆者的觀點，這是官方和民間在“皇墓經濟學”上達成一致和默契的必然結果。事實上，“曹操都出來了，劉備還在彭山躺著好寂寞”的說法背后，寂寞的肯定不是地下的劉備，而是眉山市彭山縣牧馬蓮花村村民和當地官員吧？令筆者不安的是，“劉備”被找出來后，是不是又要扒 “孫權墓”好好開發一番呢？

　　如此的景象，我們似曾相見：從6個省明爭暗斗與“牛郎織女”故事，到十幾個城市虎視眈眈于 “梁祝故里”傳說，再到為了爭“李白故里”而鬧著要打官司……該如何審視這一幕幕鬧劇？筆者以為，學者對湖南新晃、貴州赫章、貴州水城等地為了爭奪“夜郎縣”地名進行激烈競爭的評價可以作為參照：“今天的夜郎之爭，都是出于發展地方經濟的考慮，與研究夜郎沒有什么關系。”

　　離開了“遺產經濟學”背景，我們恐怕不可能對“寂寞”的劉備作出解讀，也不可能對官方和民眾的互動得出理性的認識。在筆者看來，所謂的“征集令”，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解讀為集體無意識下的“皇墓經濟學”。離開了經濟利益的考量，曹操墓的挖掘能引起如此多的連鎖反應嗎？

　　我們何以深陷 “皇墓經濟學”的集體無意識之中呢？筆者以為，責任不在當地官員，不在村民，從某種程度上說，整個社會已經陷入一種集體無意識之中，陷入了利益思維主導文化遺產的陷阱之中——把文化遺產當成了“賺錢機器”。也就是說，單一地指責當地官員或者村民都是偏頗的，誰愿意承擔一個喪失了“機會”的罪名呢？又有誰愿意讓利益從眼前溜走呢？更何況，有更多的地方已經為彭山樹立了“參照物”。

　　“皇墓經濟學”當然可怕，因為這本身已經偏離了文化遺產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價值，但更可怕的是彌漫于社會的集體無意識。這種集體無意識的日益侵蝕，似乎已經讓社會丟棄了一種理性的反思和糾偏的勇氣，只能以利益驅動的思維審視文化遺產的價值，甚至用單純的經濟利益綁架文化遺產應有的價值。如果不從根源上找問題的實質，進而找到救治的制度性方法，“皇墓經濟學”絕對不是最后的“瘋狂”。

　　任何經濟利益都是暫時的，并且一時的經濟利益越大，越可能對長遠的文化遺產保護造成更大的傷害。實際上，任何文化遺產都不屬于某個地區，某個團體，而是整個人類，包括我們的子孫后代。但愿社會能用反思和糾偏的擔當，來對待“皇墓經濟學”以及潛伏其后的集體無意識！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