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戰工作是戰爭年代我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解放戰爭時期我軍通過開展“高樹勛運動”，促使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接受改編、被我軍俘虜的達636萬人——

　　軍史發現：“高樹勛運動”興起前后

　　1945年10月，鄧小平在指揮平漢戰役(又稱邯鄲戰役)時,深入做好爭取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八軍軍長高樹勛的統戰工作，促使高樹勛率部起義。高樹勛起義后，善于抓典型的毛澤東號召我軍廣泛開展“高樹勛運動”。“高樹勛運動”興起后產生了“一石激起千重浪”的重大影響，解放戰爭時期我軍殲敵807萬人，其中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接受改編的就有177萬人，占我軍殲敵總數的21.9%。若加上被我軍俘虜的459萬國民黨軍隊(國民黨軍隊停止軍事抵抗、甘做我軍俘虜人員)，則起義、投誠、接受改編及被俘虜的總數達636萬人，占被我軍殲敵總數的78.8%。

　　鄧小平回憶平漢戰役時說：“平漢戰役應該說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爭取了高樹勛起義。”“這個政治仗，我們下的本錢也不小。”鄧小平當年為打好爭取高樹勛起義“這個政治仗”，深入做了兩方面工作。

　　一是全面調研高樹勛的歷史。鄧小平深入調研后了解到，高樹勛出生于佃農家庭，曾給我黨軍事家劉伯承當過副官，還跟隨馮玉祥參加過反對蔣介石的“蔣馮閻中原大戰”，是國民黨軍隊中受蔣介石排擠的非嫡系部隊。抗日戰爭時期，高樹勛與我軍領導人彭德懷、肖華多次接觸，1939年7月，高樹勛率領的抗日部隊在山東樂陵縣寧家寨被日偽軍包圍后，高樹勛向八路軍求援，冀魯邊區司令員肖華率領部隊于萬分危機之中救出高樹勛部隊。此后高樹勛心懷知恩圖報之情，準備尋機回報共產黨和八路軍救命之情。據此鄧小平得出結論：高樹勛歷史上“就同我們有聯系”，是國民黨軍隊中受蔣介石排擠的非嫡系部隊，是我們擬首先爭取的統戰對象。

　　二是關注高樹勛的現實傾向。1945年9月，高樹勛派其親信王定南(系中共地下黨員)主動來找鄧小平和劉伯承，希望與我黨我軍建立聯系。根據高樹勛上述現實政治傾向，鄧小平指示王定南，要爭取像高樹勛這樣受蔣介石排擠的非嫡系部隊將領站到人民陣營來，同時囑咐王定南轉告高樹勛，我黨我軍愿意與其繼續保持聯系。此后鄧小平又增派申伯純、靖任秋等協助王定南做爭取高樹勛的統戰工作，在河南新鄉建立與高樹勛的秘密聯絡站。特別是當鄧小平了解到高樹勛部隊高級軍官家眷住在徐州，高樹勛擔心起義后國民黨會迫害他本人及部隊高級軍官家眷的情況后，鄧小平請新四軍陳毅軍長設法把高樹勛部隊高級軍官家眷從徐州轉移到安全地方。

　　經過鄧小平周密慎重地做好各項工作，高樹勛率領其部隊于1945年10月30日宣布起義。高樹勛走起義之路的過程表明，鄧小平既是指引高樹勛走起義之路的引路人，同時又是“高樹勛運動”興起的實踐創造者。

　　毛澤東抗戰時期兩次指出，我軍政治工作的三個基本原則之一是“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原則”。“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抗戰勝利后的1945年10月20日，毛澤東及中共中央指示各地，“推行瓦解偽頑的政治工作”。此后又發出《關于成立國軍工作部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及軍隊各戰略區建立專職做瓦解國民黨軍隊的“國軍工作部”。)高樹勛起義后，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12日發出《中共中央關于擴大邯鄲起義宣傳的指示》，明確提出，“在全國范圍內擴大邯鄲起義的宣傳，從國民黨在內戰中的致命弱點上來痛擊國民黨，瓦解國民黨軍隊，促成第二個、第三個邯鄲起義的爆發”。

　　此后，毛澤東在1945年12月15日親筆撰寫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區工作的方針》一文中又明確指出：“開展高樹勛運動，使大量國民黨軍隊在戰爭緊急關頭，仿照高樹勛榜樣，站到人民方面來，反對內戰，主張和平。為使此項工作切實進行和迅速生效起見，各地必須依照中央指示，設置專門部門，調派大批干部，專心致志，從事此項工作。各級領導機關，則要給以密切指導。”“高樹勛運動”興起后，1946年5月22日，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迅速積極開展國軍工作》的文件，再次強調：“各地應根據中央指示，迅速積極開展國軍工作，開展高樹勛運動。”正是在毛澤東的多次親自指示和大力號召下，“高樹勛運動”在全軍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高樹勛運動”興起后，1946年10月30日，朱德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祝高樹勛將軍起義一周年》一文，對“高樹勛運動”作出兩點精辟闡述。

　　一是把“高樹勛運動”提高到符合歷史規律的高度予以肯定。歷史唯物論認為，一項社會運動能否在社會實踐中發展起來，取決于該項社會運動是否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符合者則必然興起，不符合者則難以興起，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那么“高樹勛運動”在當時出現，是否符合歷史發展規律？能否得到更大發展？朱德作出如下精辟回答：一切反動派“軍隊的很多官兵在覺悟以后，就必然脫離帝國主義與封建獨裁者，拒絕做他們的工具，站到人民方面來。這個規律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是如此，在護國討袁的戰爭中是如此，在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中是如此，在大革命失敗后的十年內戰中是如此，在八年抗戰中是如此，在今天的獨立、和平、民主與賣國、內戰、獨裁兩條路線的斗爭中更是如此。去年十月三十日，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高樹勛將軍在冀南前線舉行反內戰起義而成立民主建國軍，就證明了這個真理”。

　　二是朱德高瞻遠矚地指出：“我相信高樹勛運動今后必然會得到更大的發展，必然會與解放區軍民的抵抗，蔣管區人民的民主運動鼎足而三，這三個潮流匯合一起，必然會直接造成反動派的軍事失敗，有效地恢復全國的和平。”朱德高瞻遠矚地作出的“高樹勛運動今后必然會得到更大的發展”的結論，此后完全被解放戰爭4年的實踐所證明，下面一組權威統計數字充分說明這一點：

　　解放戰爭第一年，國民黨軍隊起義及被我軍俘虜(該年度無國民黨軍隊投誠及接受改編統計數字)人數是69.4萬，占該年度我軍殲敵總數62.0%。

　　解放戰爭第二年，國民黨軍隊起義及被我軍俘虜(該年度無國民黨軍隊投誠及接受改編統計數字)人數是98.1萬，占該年度我軍殲敵總數64.4%。

　　解放戰爭第三年，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接受改編及被我軍俘虜的人數是247.8萬，占該年度我軍殲敵總數81.2%。

　　解放戰爭第四年，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接受改編及被我軍俘虜的人數為220.6萬，占該年度我軍殲敵總數92.7%(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3卷，《戰績統計表四》，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簡言之，解放戰爭4年期間，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接受改編及被我軍俘虜的人數呈逐年增長之勢。

　　畢　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