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安陽發現曹操的陵墓一事引起了各界的關注。我在河南生活了半個世紀,又長期從事古典文獻和建安文學教學及研究工作,聽到曹操墓被發現的消息自然喜出望外。不過,感情傾向畢竟與學術研究的理性是兩碼事。有時,出土的文物必須與傳世文獻相印證才能得出比較符合事實的結論,這就是王國維先生提倡的“二重證據”說。后來又有學者在王氏的基礎上補充成“三重證據”說,也就是還要結合社會風俗和民間傳說等方面內容去進行研究。我想這大概是人文學科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吧。

　　這次發掘,考古專家們盡心盡力做了大量工作,我深表敬佩。至于他們所得出的結論,從歷史文獻學的角度來觀察,我個人覺得還存在著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這次出土了三個遺骸的頭顱,據考古專家的測定,其中一個是男性約60歲,還有兩個都是女性,一為四十歲左右,一為二十歲左右,并進而認定男性者與曹操終年的年歲恰相符合。不過我們查閱材料,問題就出來了:曹操的妻子——卞太后是在曹操亡歿十年之后去世的,當時她七十歲光景,死后又“合葬高陵”,也就是說她與曹操是埋葬于同一個墓穴里的。這就表明墓穴中的兩個女頭骨都不可能是卞太后的。那么卞太后尸身何在?這是一大疑問。或許有人會說,這兩個女性頭骨是陪葬的姬妾或是其他什么人的,但是活人殉葬于兩漢時期基本已經絕跡。曹操雖兼用名法兩家,但在其立身處世上卻是恪守儒家傳統的。建安時期王粲、阮禹和曹植各寫有《三良詩》,對活人殉葬持否定態度,反映了時代的共識。推斷之下,曹操和曹丕也未必會堅持殉葬。

　　其次,這次在墓穴里還挖掘出了珠玉一類的飾物和器皿。曹操在臨死前的《終令》中明明說在他的墓葬里“無藏金玉珠寶”。可能有人會說,這些東西是他生前的日常生活用品,他的后人把它葬入墓中也是可能的。但是《宋書·禮志》記載也引用此令,說“‘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說明曹丕完全遵奉乃父遺命辦事,沒有在墓中增添此種遺物。我們再看他的兒子曹植在其父死后不久寫的《武帝誄》,說“既即梓宮(棺槨),躬御綴衣。璽不存身,唯紼(棺索)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可見曹植親眼目睹曹操從大殮至入冢的整個過程,他把曹操穿的衣服、身上不佩印璽以及陪葬的明器是不經加工雕飾的瓦壺陶罐等等,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并未提到上述的珠玉一類的器物。再說,在今天發現的曹操墓穴里面,按理應該有盜墓賊不屑一顧的陶壺瓦罐的遺存,還應有盜墓時無法背出的東漢墓葬中常見的石質靈床等物,但我們未曾得悉有關于此的報道。

　　還有,在這次的發掘中有兩塊石牌都有銘文,一為“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一為“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又有一件據說是從盜墓賊手上繳回的石枕,側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項石”銘文。這三件器物被認為是曹操墓的鐵證。曹操入葬前即謚武王,這里稱其為魏武王沒有錯,從銘文的字體來看,與通常所見的東漢時期字體也相符合。但是,作為魏王,陪葬品居然是兩把“格虎”的大戟和大刀,仿佛他是打虎專業戶一般;且將石枕稱之為“慰項石”,恕我孤陋寡聞,實在聞所未聞。在我看來,打虎戟與刀以及慰項石,未必是曹操的日常用品,倒像是為了顯示墓主的勇猛堅強,用以震懾侵入者的象征物。更何況“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大戟大刀自然也不應是曹操墓中的應有之物。

　　既然存有上述疑點,就應該允許作出別樣的假設,因此得把問題扯得遠一點。

　　曹操看到有漢一代的多數帝王之陵都曾經被盜掘,這種情況肯定會引起他高度重視,所以他和他的兒子曹丕主張薄葬,想盡辦法采取各種措施來防范自己的陵墓被盜掘,這一層意思在曹丕稱帝后于黃初三年所下的終制,即《營壽陵詔》中講得非常清楚。他們力戒墓中埋藏金玉銅鐵,要墓地不封不樹,且盡量選在貧瘠隱蔽不易被發現之處。

　　曹操在去世前兩年,也就是建安二十三年,他發布了一條《遺令》,這實際上是營造壽陵的命令,內容有兩方面:一是確定陵址,在西門豹祠西土地貧瘠的高崗上,“不封不樹”;二是曹操命令要遵循古代的葬制,擴大壽陵的范圍,為諸侯文武大臣有功者預建陪陵,即陪葬墓。這就意味著曹操在營造壽陵的同時又在其附近建起了眾多的陪葬墓。據有關記載,后世多有好事者挖掘過西陵一帶的墓域,但在多具墓葬中發掘出來的除了瓦罐一類外,空無一物。這樣看來,他們所挖的似乎就是曹操的陪葬墓了。由此可以推測,這些陪陵的實際用意是想借數量龐大的陪冢來迷惑盜墓賊的眼目,使他們不易找到真陵。這正如同“不封不樹”、“無藏金玉珠寶”一樣,也是一種預防性的措施。

　　說到這里,使我聯想起所謂的“七十二疑冢”。現在多有人認為“七十二疑冢”根本不存在。《三國演義》確實描寫過此事,但說它是無稽之談恐怕有欠慎重。王安石詩中已提及七十二疑冢,因是文學作品,可不征引。且看學術性著作《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這種正規的由朝廷組織撰寫的地志都對此有明確記載。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在“河南彰德府臨漳縣”下說:“磁州南二十里有講武城,曹操所筑也。又操有疑冢有七十二處,在漳水上,自講武城外,森然彌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他對此并未加任何疑似性的按斷。這說明,在前代地理學家眼里這是一個真實的地名。元人國史院編修官納新,他曾游歷和考察了黃河流域一帶,結合地志圖經實地勘察和民間傳說寫成了《河朔訪古志》,里面提到他親歷曹操西陵和七十二疑冢,指出西陵(曹操墓)在鄴鎮西三十里,疑冢在滏陽縣(今河北磁縣)南二十里的講武城邊,西距西陵十余里。他還描述自己騎馬“自午抵暮,縱橫出入冢中不知所向”,可見這個冢墓群范圍之大,這也說明在元代以前疑冢是確實存在的。從納新所標示的地望來看,七十二疑冢正是在安陽豐樂鄉一帶。

　　需要補充的是,在這一片地域混雜有不少北朝人的墓葬,不過現今發掘出土的既然有魏武王字樣的銘牌,估計未必是北朝人墓,倒像是曹操的疑冢之一,而里面幾具尸骨和一些陪葬物可能是在曹操死后臨時埋進去的,意在迷惑盜墓賊。果若如此,那么此墓中出土的文物同傳世文獻的記載何以不相符合,就可以得到印證了。

　　我不懂考古,只是從存世的文獻典籍出發提出一些疑問,不敢下任何結論。我想考古學家抱著兼聽則明的態度會予以包容諒解的。我真心希望這次發現的墓是真的,所以才把想要說的話說出來。

　　另外,根據《宋書·禮志》記載,曹丕即帝位后,立即追贈其父為魏武帝,并且刻了一方金璽,也是為了防墓穴被盜,他沒有將這個金璽直接放進曹操的墓穴之中,而是用石盒包裝將其深埋在墓道之端,因此我建議相關的考古專家不妨在墓道兩端再進行挖掘。這一金璽一旦顯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或可成為曹操真墓的鐵證。

　　鄭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俞紹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