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內部電影

　　所謂“中南海內部電影”，通常說的就是西樓大廳所放映的電影，是中央領導人同機關干部、職工一起看的公開發行，或暫不公開發行的電影。張寶昌在中南海工作了27年，耳聞目睹了許多與中南海內部電影有關的故事，其中有些故事相當感人，有些十分有趣。《中南海內部電影》刊載于《百年潮》2010年1期，由張寶昌口述，張事賢整理。

　　西樓大廳觀看電影故事

　　居住在中南海的第一代中央領導人看電影，分工作片和娛樂片兩種。供片單位和影片類別，有電影局的送審片；文化部通過發行的，由中影公司提供的國產片、外國片、香港片；中國電影資料館購進或交換來的外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及文化動態方面的內部片；中央軍委的特殊片；解放前留存下來的舊片等等。對于首長們來說，通過觀看和審查這些片子，既能擴大視野，了解世界，又能減輕疲勞，得到休息，如果在規定的日子看即將發行的故事片，還能接觸不少機關干部和職工群眾，無疑，這又是一件大家都很高興的事。當然，西樓地屬中南海甲區，警衛級別是高的，相關人員出入，必須要持有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簽名制作的通行證。但就看電影而言，凡是能進入甲區或在甲區內工作、居住的人，不分干部工人，職務高低，除了個別情況以外，都能在每周三、日這兩天晚上的7時30分，到西樓大廳買票看電影，每場票價兩角，包括首長及其家屬，無一例外。對此，在20世紀60年代初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一次中央會議上，鄧小平談到干部作風時，還專門以此為例。他說:“這是中央以身作則，帶了個好頭，它好就好在:(一)不論是誰自己掏錢買票；(二)堅持同機關群眾一起看，并且形成了制度；(三)在規定時間、地點放映，沒有誰等誰、照顧誰的問題，到時間就放；(四)不搞首長個人專場，沒有特殊化。”

　　此前，有關部門為了保證中央負責同志能及時看到國產新片，也曾安排過專用拷貝。雖然后來取消了，但發行公司得到新片時，仍優先供應并收每場折舊費10元(含新聞、科教短片)，如借用影片廠留用拷貝，則每場收折舊費15元。西樓電影同外面影院一樣，取片是要付錢的，所以看片就得買票，沒有公款招待一說。從上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常在西樓大廳看電影的首長有劉少奇、鄧小平、李富春、楊尚昆、譚震林、胡喬木、張際春等，特別是前四位，幾乎每場必到。

　　西樓每月在規定的日子里，平均要放映9-10場電影，國產片一時接不上，就由放映組挑選一些暫時適合機關內部小范圍觀看的中外故事片，其中有兩部電影曾引起不小的議論。一部是《早春二月》，另一部是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舊片(片名已忘)。前者是剛制作完的新片，又是名演員孫道臨、上官云珠、謝芳等主演，因此來的首長和機關工作人員較多，當時快把整個大廳都坐滿了。大家看后反映熱烈，紛紛叫好，尤其是鄧小平夫人卓琳興奮地說:“電影拍得真好，演員演得也好，我們當初不少青年參加革命時，就是這個樣子……”其他幾位首長夫人也贊揚道:“故事編得曲折生動，人物感情含蓄細膩。”然而過了不久，這部在我們看來拍得不錯的《早春二月》，卻被人扣上“宣揚小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帽子。問題反映到高層，周總理親自過問。據放映組組長于器海回來對我們講:總理在西花廳看過片子后，還找導演談了話。

　　至于20世紀30年代江青在上海演的那部電影，那天在座的絕大多數人并不知道演員中有江青(江青當時叫“藍蘋”)。當銀幕上出現“某某藍蘋飾”的文字時，場內頓時發出了一陣輕微的驚詫聲。隨著故事逐漸展開，藍蘋的鏡頭也多了起來，由于她演的是個舉止輕浮、不算正面的角色，所以給人的感覺相當沉重。散場時，王光美習慣性地回頭看看大家，突然一驚，發現江青的女兒李訥也在場，就大聲說:“這個片子的內容我們事先不知道，服務科的同志也沒有告訴我們一聲。”話音一落，即引起了更多人的尷尬，使得大家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此刻鄧小平出來解圍，他邊走邊說:“算了，算了，回家吧！告訴他們(指服務科)，這里不要再放這種片子了。”此事說大就大，說小也小，畢竟江青已參加革命多年，是從延安來的老人，當時又是毛主席的夫人，再放映她過去在上海演的那種電影，自然影響不好。所幸此事無人查問，平靜地過去了。但使人料想不到的是，過了一個月，竟有幾位心直口快的人對我們說:“感謝服務科放映組的同志，讓我們有機會看到中國電影發展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典故。”

　　西樓大廳放映的另一類影片，就是專供首長看的工作片(也叫參考片或審查片)。以1964年11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為例，片子從1961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加強原子能工業建設若干問題的決定》開始，在3年多的時間里，涵蓋了多方面的設計、實驗、準備，直至成功進行第一次核試爆的一系列機密內容。中央軍委將此片作了嚴格的分級監管，按不同部門和干部的不同級別，有針對性地選擇密級放映。在我的印象里，1964年12月中旬的一天，當片子由部隊幾名武裝干部護送到西樓，給中央領導層審查觀看時，其安全保密程度之高，讓人頗感意外。原本在現場值班的工作人員，也被明確規定一律不準擅入放映大廳，除非有急事要找首長接電話，才能進去通報并須盡快退出。就連在放映室內，都有隨片而來的武裝警衛嚴加保衛，以防他人進入。這種措施對我們來說，還是第一次遇到。

　　作為首長看的工作片，還有中國末代皇帝溥儀由戰爭罪犯改造為新人的紀錄長片；60年代蘇聯的《雁南飛》、《第41》等，以及西歐、日本的原聲片(現場配同聲譯員翻譯講解)。毫無疑問，所有首長看的工作片在一定程度上為黨內高層分析形勢、作出判斷、決定問題提供了不少有參考價值的資料。

　　毛主席和周總理對電影的關注

　　毛主席早期看電影的場所，是離住地僅一墻之隔的含和堂。我在放映組一些零星資料中了解到，毛主席看過的美國片有《羅密歐與朱麗葉》、《蘇伊士》、《出水芙蓉》、《孽魂鏡》、《血海飛雷》、《基督山復仇記》等。此外，毛主席另一個看電影的地方就是中南海春耦齋，它位于風景秀美的靜谷園內，未經修飾前，是所很陳舊的大屋子，周末毛主席和其他首長經常來此跳舞；后來安裝了放映座機和銀幕，便成了跳舞和看電影的活動場所。不過平時毛主席很少看，只是逢年過節為了招待大家，增加節日氣氛，在舞會結束后放映一至兩部香港片或蘇聯片。每到這個時候，舞廳又是另一番輕松歡樂的景象:舞伴們和工作人員，人人提著一把椅子，緊緊地圍著毛主席，高高興興地一邊看電影，一邊自在安逸地休息著，而此刻首長也顯得格外安詳，像過年家里團聚時的老人一樣。

　　后來隨著毛主席年齡增高和工作壓力增大，看電影的次數就更少了，甚至一兩個月都不看一次。再往后他僅在新住地——游泳池，偶爾看看“樣板戲”拍成的電影。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后，他老人家健康狀況越來越差，視力和腿力衰退尤為明顯。江青為了調節毛主席的生活節奏和增加他的活動量，精心搞來了若干“過路片”。所謂“過路片”是我們一種專用的通俗叫法，這些片子由香港派專人選定送到廣州，再由廣州當天將片子送上飛往北京的客機，片子到北京后歸江青管，別人不能過問，相當保密，一般不超過三天即送回香港。

　　而周總理對于電影，是以革命家、政治家的眼光來看待的，不僅重視本國的，也重視外國的，而且還切實做到了“洋為中用”。例如:美國阿波羅宇宙飛船登月的影片出來后，周總理很快就在國務院小禮堂，邀請各部部長和有關領導前來觀看，并極少有地在放映前講話，他說:“今天我和幾位副總理請大家一起來看這部影片，是要了解現在世界科學技術已發展到了什么水平，看到了他們，也就看到了自己。高級干部當然要抓政治、抓業務，但也要重視國外的先進技術，要不斷開闊眼界，增加知識……我們不能長期落后，長期落后是要吃虧的。中國有過沉痛的歷史教訓。”

　　當時國內形勢雖然有了初步好轉，但“左”的思想還很重，不少人一談起美國，就說是“帝國主義”，也不敢多說它的先進科學技術成果。因此看了眼前出現的鏡頭，加上周總理的講話，大多數人開始沉思起來，有人甚至不斷嘆息。

　　在一段時間里，我國先后引進了美國的《巴頓將軍》，日本的《山本五十六》、《啊！海軍》、《大海戰》，美日合拍的《虎、虎、虎》以及歐洲和北非國家的一些影片。對于這些反映歷史、戰爭或描寫某國現狀的片子，周總理在不同場合都十分明確地講過:“就是要花點錢買進來，因為我們同各國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過去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搞禁運、搞封鎖，想孤立我們，用盡各種辦法不讓我們見識世界先進技術，但搞了幾年就搞不下去了。再說我們自己也總會有打開國門、面向世界的一天，所以不僅要正確認識和總結自己的東西，也要不斷了解和研究外國的東西。看他們——些有價值的電影，是我們了解世界簡易而直觀的辦法。”在周總理細心周密的安排下，進口電影首先在中南海西樓大廳、國務院小禮堂放映，讓中央首長先看，然后逐步轉為機關內部看，最后上市公演，廣大群眾都能看。如此有條不紊，逐級下來，大家都受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