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慰安婦最后的日子

　　這位84歲的慰安婦，兩次站在日本的法庭，要求日本政府謝罪，她堅稱“只要活著就上訴到底”。她一生走不出那段歷史的陰影，晚年貧病交加，又遭身邊人的歧視，這讓她生活在另一種現實的陰影里。可她仍然堅強、樂觀、愛美——

　　84歲的陳金玉老人，一生不曾學會識文斷句。她更未想過，自己會成為書卷的一部分。

　　有好幾本書里，她滿臉皺紋的照片占據了許多頁碼。可即使是大特寫，也很難辨識出老人臉上的那幾道傷疤。60多年的光陰，已將它們融為皺紋的一部分。

　　然而這些傷疤始終刻在老人的心上——她是位慰安婦。

　　當地人把慰安婦稱作“日本娘”，意即日本人的新娘。對陳金玉來說，這是最侮辱人的一種稱呼。

　　陳金玉是地道的黎族人，生活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縣加茂鎮的北賴下村。她一生的頭75年里，幾乎沒有到過家門口10公里以外的地方。

　　即便是那個改變她一生命運的“慰安婦服務處”，也距她家門口不過數公里。她常常“一不小心”就路過那里。如今，那里拆了，建起了一片商鋪。

　　然而，有些東西是永遠拆不掉的。幾十年來，陳金玉經常做噩夢，夢里日本兵追她，她不停地跑，跑到哪里都看到日本兵，到處是光禿禿的，沒有躲藏的地方。驚醒之后，她常常“嚇得心怦怦亂跳，全身都在顫抖”。

　　2007年8月出版的《真相：慰安婦調查紀實》這樣記錄了陳金玉的經歷——

　　“1941年年初，日本人在我們這里建據點的時候，我16歲。當時日本人把我抓去當勞工。開始我被派去種水稻、蔬菜，不久就被編入了‘戰地后勤服務隊’，那時我根本不知道‘戰地后勤服務隊’是干什么的，只以為當了服務隊隊員比其他勞工要輕松一些。

　　“在我當了服務隊隊員后的第7天，我和其他姐妹正在吃午飯，日本兵來到我們住的工棚，嘰里呱啦說了一陣子后，翻譯就對我說：皇軍叫你現在去他的房間，有事找你。當時我非常害怕，但又不敢不去，就跟著他們去。

　　“從那以后，我天天都要被日本人強奸。就連來月經的時候也沒有被放過。”

　　如今，她的大腿、臉上、口腔，有好幾處日本人留下的傷痕。

　　這些傷痕伴隨了她大半個世紀，可她從沒想過去討要什么。直到1996年，海南省政協組織一個課題組，調查二戰期間的受害人，一位叫陳厚志的志愿者找到了這個滿口黎語的瘦小的老婦人。

　　她的生活半徑一下子超出了這個到處是椰林的海島。這個身高1.5米左右的老人，開始了她與時間的一場馬拉松賽跑。

　　2001年7月，陳金玉等8名海南“慰安婦”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謝罪并賠償。一審敗訴。幾年間，4位老人相繼離世。

　　2008年12月，干瘦如柴的陳金玉終于走出家鄉，第一次乘坐海航免費提供的航班，到日本以原告的身份在二審中出庭。

　　老人患有嚴重的風濕病，腰已經彎曲成大鈍角。小兒子好幾次看見她“腰痛得在床上打滾，一個人躲在屋子里哭”。

　　可在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她的背挺得很直。這位病弱的老人給當庭的60多位旁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人記錄了當時的場景。當法官問到老人第一次受害的情況時，老人在講了一半之后，終于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那時，我才14歲呀！”

　　因為過于激動，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整個身子都在顫抖。律師們為阿婆請來保健醫生，上前摸搓老人的背部，安慰她。

　　當時，82歲的日語翻譯德永淳子哭了，坐在辯護席上的杉浦律師流淚了，旁聽席上的一部分人的眼睛也濕潤了。見此情景，法官宣布暫時休庭幾分鐘。

　　休庭的時候，旁聽席上沒有人站起來，沒有人走動，更沒有人說話，大家默默地注視著這位老人。法庭格外安靜，只有老人的哭聲在法庭里回蕩。

　　次年，老人的背彎得更厲害了，這一次，她不得不坐在輪椅上再赴日本。

　　她說：“就是爬，也要爬去討回一個公道。”出庭前，她特意把頭發梳了又梳，戴上一頂航空公司送給她的新帽子。旁人說：“83歲了，她依然愛美。”

　　這個聽不懂普通話的老人說自己不懂法律方面的事情，完全不知道訴訟主體、海牙公約這些詞，她只知道在“跟日本人打官司”，至于官司打贏了最想得到什么，老人說：“要他們知道自己做錯了。”

　　二審再次敗訴。這位倔強的老人用土語嚷道：“只要活著就上訴到底。”

　　在日本，老人并非一無所獲。她收獲了好心人送來的櫻花糯米餅，還收到一根輕便的桃木拐杖。拐杖是一位95歲的老太太送的，老太太一直使用這根拐杖很多年，她希望這根幸運的拐杖能給陳金玉帶來長壽，能看到勝訴的那一天。

　　可只有這位八旬老人自己知道，留給她的時間不多了。隨著身體越來越差，她甚至害怕出門，擔心一走遠就再也回不了家。

　　從日本返回海口的當晚，由于廣州大雨導致老人乘坐的航班備降珠海，待航班飛到廣州時已經是深夜12點。航空公司考慮到老人年事已高，愿意為她安排免費食宿，可老人執意要回海口。她說，自己“只想回家，再晚也得回家”。航空公司不得不讓她乘坐最后一個航班回到了海南。

　　老人如此惦念自己的家，其實在很多人眼里，那簡直不像一個家。兩間矮小的破黑屋，沒有一扇窗子，屋里唯一稱得上電器的，是5瓦的燈泡。屋里唯一能看到色彩鮮艷的東西，是陳金玉20多年前為自己織的一條麻布筒裙，筒裙紅、綠、黃的線條相間成圖案，只有在節日，老人才會穿上它。

　　小屋前擺放著老人的棺材，因為沒有油漆，又經十多年的風雨侵蝕，表面看上去就像是一截腐朽了的原木。兒子文大英認為，那只是普通的木材所制，可母親非要說是上等的木材，是黃花梨。

　　就這個話題，母子倆可以爭論上10多分鐘，誰也說服不了誰，但爭論時，他們都面帶微笑，似乎并不在意結論如何。那時候，兒子覺得這個“彎得像把尺子”的母親更像一個孩童。

　　偶爾，老人也會看著棺材，傷感地自言自語：“跟我在一起的那些人都死了。就剩下我一個了。”

　　在老人的一生中，相伴她最久的除了那些傷疤，就是一只鐲子了。

　　有人夸她：“你手上的銀鐲子很漂亮嘛！”這時，她會掩住嘴角笑出聲來說：“哪里是什么銀鐲子呦，是鋁的。”

　　她說：“這個鐲子是20多年前，老伴還在世的時候，取下廢棄的暖水瓶上的鋁，我給它彎成了一個鐲子，老伴幫著打磨光滑，一直戴到了現在。”

　　在老人眼里，已經離世10多年的老伴，是她一生中最親的人。“這一輩子，他從來沒有打過我。”盡管知道她的那段經歷，他卻從來沒有說過難聽的話。丈夫是個草藥郎中，每次到外村看病，都不忘給她帶瓶小酒。

　　說起往事，老人像小姑娘一樣有些害羞，右手拉扯著一件紫色的舊毛衣。

　　正是這件毛衣又惹起了陳金玉的傷感，當著眾人的面，她淚流滿面，像是控制不住自己情緒的孩童。紫色毛衣是20年前一位親戚送給陳金玉的，那位親戚前幾年去世的時候，陳金玉甚至買不起紙錢送那位親戚一程。

　　但5個兒女也毫無辦法。他們也很貧窮。兒女們能提供的只有可供溫飽的稻米和一點點買菜的零用錢。

　　哭完了，再提起其他的話題，陳金玉又開始有說有笑了。

　　在兒子文大英的眼里，母親是個極會享受生活的人。“媽每天4點多就起床了，現在是冬天，她會先烤烤火，然后做自己最喜歡吃的飯菜，把粥煮得爛爛的，野生茄子炒出來也沒有一點點苦味。”

　　文大英說，身體好時，她在小屋前紡棉花，做筒裙，曬蘿卜干，每天下午4點多，她就會自己抱著一小捆柴火，燒上熱水，慢慢擦洗自己的身體，然后舒舒服服躺下睡覺。

　　當然，“日本娘”的稱呼還是會時不時從她家門口飄過。她說，這么多年來，甚至路邊的小孩都為此奚落她。有人嘲諷她：“以前干過那樣的事，干嗎不干脆嫁給日本人，為什么還留在這里。”

　　為此，陳金玉從不愿意去鄰里家串門，她受不了鄰居們偶爾暴露出來的異樣眼光，也受不了有時無話可說的冷場。

　　最讓她難過的是，自己的孫輩也這樣看。有一次，她的孫女對她說，不應該站出來去指控日軍的種種暴行，更不應該把自己過去的事情再拿出來給別人說。

　　這位天性樂觀的老人，如今愛上了看電視。偶爾，她會樂顛顛地去一個有小彩電的孫子家待會兒，她聽不懂電視里的話，可她很喜歡“花花綠綠”的色彩，但很快，她的眼睛就會疼，簌簌地掉淚，她感嘆自己“實在太老了”。

　　只有跟5歲的重孫在一起，她才會忘掉自己的年齡。她弓著腰，跟著小屁孩，一絲不茍地學說普通話“吃飯”、“你好”。

　　記者 任明超文并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