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國文壇超重量級的作家，他的文學才華、創造力、藝術能量在中國文壇上應該說是舉足輕重、首屈一指的，因此我個人斗膽地說，莫言的高度就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高度。”——日前，在由“全球寫作大展”組委會與北京大學中文系合辦的中國作家北大行之“作家莫言演講會”上，北大中文系教授陳曉明如是評價莫言。

　　在經歷《紅高粱》的寫作高峰后，莫言一路尋求突破，創作了大量中短篇作品及《酒國》等數部極具分量的長篇小說。在北京圖書訂貨會上，他又推出新作《蛙》。作為“新歷史小說”的代表人物，莫言的創作精力可謂十分旺盛。針對這些歷史小說的創作，莫言表示寫人是其唯一的目的，是“用歷史的環境來表現人的靈魂、人的情感、人的命運的變化”，而“小說只有描寫了人性、描寫了情感才更豐富，影響更長遠”。

　　《紅高粱》受《苦菜花》影響

　　有學者在研究新時期文學時指出，《紅高粱》可謂一部具有開拓意義的作品，由此，歷史題材的小說有了一種全新的視角與筆法。以莫言等為代表的作家創作的新歷史主義小說與“文革”前的革命歷史小說有很大區別。

　　對此，莫言表示，革命歷史小說的創作者多半是戰爭的親歷者、歷史的創造者，因而他們拿起筆來寫作時，往往帶有很多的紀實色彩，也受到當時時代的局限。“而當我們把自己的筆觸延伸到歷史生活當中去的時候，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對前面作家創作的紅色經典作品中存在的不足的反叛。”但莫言強調，新歷史主義小說并不是對前面的紅色經典的完全否定，而是對革命歷史小說的一個自然延伸。

　　莫言表示，其最初的創作受到了革命歷史小說的影響。“馮德英的《苦菜花》對我創作《紅高粱》有著很大的影響。我在少年時代讀《苦菜花》時，覺得他對戀愛的描寫很現實、很殘酷，但到上世紀80年代重新讀這個小說時，我覺得作者能寫出這樣的情節很了不起，非常感人、非常真誠，他在符合當時文學規則的前提下，盡可能地做了一些拓展，表現了人的一些普遍性。”莫言表示，《紅高粱》里面很多有關戰爭場面的描寫，有關日本人的描寫，實際上都跟《苦菜花》這樣的革命歷史小說有關，“里面的很多描寫還是值得我們學習，很多殘酷的場面給我提供了寫作素材。因此我是把紅色經典當寫作素材來讀的。”

　　寫人是唯一目的

　　莫言表示，在進行歷史題材、戰爭題材作品的創作時不是要“再現”戰爭，“我不會從戰斗動員開始一直寫到最后，這是歷史學家、軍事學家的任務，不是小說家的任務”。在莫言的作品中，很多戰爭場面的描寫非常細膩如同工筆畫一樣。但他強調，一切描寫的目的并不是要再現歷史和戰爭，而是要“表現人在這樣的非常特殊的環境下的一些心理方面的變化，用這樣的方式來塑造我想寫的人。把寫人物作為唯一的目的”。

　　莫言同時指出作家應該站在一個超階級的、“起碼是相對超階級”的立場上來處理他的人物，處理他的題材。“事實上在民間的歷史上，在個人情感的歷史上，階級的觀念一直是比較模糊的。歷史教材可以從政治、階級的角度出發，但是在文學作品里面，如果我們僅僅從階級的角度去表現這么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的話，我覺得他不可能成為一個好的文學作品。”在莫言看來，文學作品恰恰應該在人的情感上大做文章。

　　“我想，作為小說家筆下的歷史，首先是一部感情的歷史。人性很難用經濟和政治的方法來分析，只能用情感的方法分析。因此我想，我寫這些歷史小說的時候，還是從民間的視角出發，從人的情感出發，然后由情感帶出政治和經濟的東西，由民間情感來填補官方歷史的空白。”莫言認為，很多新歷史主義小說的作家基本都在走同一條道路，“都是千方百計、盡量地淡化階級的觀念，力爭站到一個相對超脫的高度，對爭斗的雙方進行一種人性化的表述”。

　　美妙的語言來自民間

　　語言是我們每個人都面臨的問題，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腔調，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文風，而對于一個作家來講，語言顯得更為重要。“80后”作家張悅然在談及閱讀莫言作品的感受時表示，莫言的文字中有一種強烈的熱情，這種熱情是咄咄逼人的，能給人以最感性的、最本能的閱讀體會，“他是一團可以燒到你的火”。

　　莫言表示其小說語言來自于民間。“我小學五年級輟學回鄉，當時非常痛苦，后來我成為作家，感覺到這也是一種幸運。正是因為這樣，我才會在很小的時候就跟村里的人‘混’在一起，無意中了解到豐富的民間語言，也跟鄉親們學會用民間的語言來描述事物、表達自己的思想。”

　　莫言認為，民間語言在語法上的變化是很緩慢的，但詞匯上是最豐富、最“變化多端”的，而且民間語言都有一種巧妙的比喻在里面，“老百姓講話都是借助于某個事物，它多數都是務實的，沒有什么空的東西，因此非常具有文學性”。而這種民間的沒有經過加工的語言，是文學界更應該重視的。“作家在寫作的過程中，如果排除了這種民間的、生動活潑的、不斷變化的語言，就好像是湖泊斷了源頭。我們只有不斷地聆聽活躍在老百姓口頭上的生動語言，才能使我們的語言保持新鮮的活力。”莫言說。

　　見習記者 李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