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價值

　　如果中國當代學人再不做原創性思考，只是在琢磨如何擠入“核心期刊”的話，我們的學術水平或許就在接近于中國男足——這是著名學者趙毅衡關于學術實用性和“無用”性的冷思考。

　　核心人物

　　趙毅衡，四川大學教授，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及符號學專業博士生導師，符號學與傳播學研究中心主任。1943年出生于廣西桂林，成長于上海。畢業于南京大學英文系，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莎學專家卞之琳，獲文學理論碩士學位。20世紀80年代中期，獲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博士學位。1988年任職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終身資深講席。作品《新批評文集》《詩神遠游——中國如何改變了美國現代詩》《對岸的誘惑：中西文化交流史人物》等。編譯的二卷本《美國現代詩選》深刻影響了當代中國詩界。

　　對話

　　應容許少數人做“無用”的思考

　　坎坷經歷中那段“心譯”史

　　記者(以下簡稱記)：在有關你的數十篇報道里，你的人生經歷幾乎是一個空白點。能否為我們勾勒一下？

　　趙毅衡(以下簡稱趙)：我父母畢生從事財政工作，抗戰之前隨單位遷移到廣西桂林，那里成為了我的出生地。抗戰勝利后，我們一家回到了上海。我的小學、中學時代都在上海度過。上海的建筑、城市格局、西方人遺留下來的風俗習慣等，我印象深刻。實事求是地說，上海文化對我的影響非常大。記得我就讀的中學叫復興中學，就是現在的復旦大學附中。

　　記：你的成長過程里，是如何建立起閱讀習慣的？

　　趙：1949年前后，百廢待興，讀物乏善可陳。但上海畢竟是大都會，我和弟弟、妹妹還是從父母那里得到一些課余讀物，古典小說、西方小說、連環圖畫等等，囫圇吞棗，大飽眼福。

　　記：南京大學畢業后，為什么去了一個軍墾農場？

　　趙：上海人有一個頑固的習慣，無論如何都不離開上海。我與其說是被分配到農場，不如說是受運動牽連“發配”而去的。1968年“文革”正如火如荼，我們這些英文系的畢業生處境可想而知。農場是軍事化管理，哪有什么私人空間？200斤一包的米包，180斤的黃豆包，我也跟工人一樣，扛著上跳板。

　　記：含辛茹苦的歲月，對學者固然不利，對有些人而言“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經歷，卻十分寶貴。

　　趙：有件事讓我想到了道德的兩面性。成天叫嚷“斗私批修”的環境，發現別人的“惡”成了革命的標志。人性被降低到最底部，什么“惡”都暴露出來了，“惡”反而成為了一個時代最大的符號。一個來自城市的女青年累得不行，手腳放開躺在一塊木板上休息。火眼金睛的農場領導，在百米開外沖刺而來，高聲訓斥這不道德的舉止。諷刺的是，農場領導晚上巡夜，伸手捏女青年的被子以示關心。這個領導人的標志性動作也是符號啊，哪知被女青年告到軍區，成為了罪行。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符號學，后來發現，這的確是值得思考的符號學現象。

　　記：后來好像還在偷學英語？

　　趙：3年后我被發配到徐州郊區一所小煤礦當礦工，一干就是7年。平時學《毛選》，我就“心譯”為英文，應該說每個字都咀嚼過。一個頭頭見我埋頭于雄文，認為我在敷衍做面子，決定讓我出丑，命令我當眾背誦一頁剛剛學習的文字，不料我背得一字不差，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記：你這段奇特的“心譯”史，不但為你的英語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讓你獲得了很多書本外的體悟。

　　趙：是的。后來我成為卞之琳先生的研究生，以及到美國伯克利求學，“心譯”雄文的過程讓我受惠頗多。我在《禮教下延之后：中國文化批判諸問題》后記里記錄了當時的感受：“1978年早春，我從黑咕隆咚的煤窯里爬出來，地面亮得睜不開眼，但也涼得叫人打戰。十年的體力勞動使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幾十年來的文學方式和批評方式，所謂反映真相的現實主義，只是淺薄的自欺欺人主義。我貼近生活，貼得很近，我明白沒有原生態的生活，一切取決于意義的組織方式。”

　　記：我記得卞之琳有一首名詩叫《距離的組織》，就是將各種距離感組織在一起的意思。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你的思考里已經暗示了一種與大師殊途同歸的認同跡象。

　　趙：漢語寫作中有兩個最唯美的作家，一是詩人卞之琳，一是小說家張愛玲，藝術就是形式的組織，從形式探視文化。我正是在卞先生的建議下，把學術重點放在形式論研究方面，這構成了我畢生用力的方向。

　　發展需要符號并制造符號

　　記：你的不少文章涉及傳統問題，你所說的“禮教下延”是什么意思？

　　趙：宋明理學的社會實踐首次在中國推動了俗文學的興起，以及禮教下延。明初規定，表彰節婦孝子，只針對百姓，不給有功名的士子官吏家族，這意味著只有百姓才需要教化。這種政策造成了全民道德狂熱。明清兩代歷史成為中國文化的衰敗史，這至少是原因之一。所以，禮不下庶人時，君子彬彬有禮；庶人盡禮之際，君子以非禮驕人。當然，你試著也可以用這樣的觀點來看待如今的經濟。

　　記：你怎樣看待目前的國學熱？

　　趙：大概隔幾十年總要來一回。胡適、傅斯年就專門談過三十年代的國學熱。讀過孔飛力的《叫魂》嗎？如果寬泛一點，50年代的民歌運動也可以視作其組成部分。我只是說，這些尊崇儒術的熱情與真正的學術無關。而且，我忙里偷閑喜歡聽古典音樂，所以從來不注意電視里的這類語調鏗鏘的講座。

　　記：以前人們總是提倡勤儉節約，如今刺激消費已經成為熱詞，到底人們在消費什么？

　　趙：如果你有了一臺經濟型轎車，但渴望換一臺“寶馬”，這其中的差異就是符號問題。因為“寶馬”固然比經濟型轎車好，但不至于好到它可以從公路上飛起來。如果你覺得自己實在需要貼牌，傍上名車，就說明你很需要一個大符號來填充。但倘若你開的是一輛“路虎”，它表達的意思就更加豐富：我并不比開“寶馬”的人錢少，而且還是資深的戶外運動家，情商、智商、財商都很高。“符號消費”就是用這種“天鵝絨拳套”擊碎著都市人的自尊。這固然反映了符號附加值帶來的群體焦慮癥，其實也說明了一個經濟規律，發展是需要符號的，發展就注定要制造符號。

　　按照法國學者波德里亞的說法，一旦把商品當作表達意義和信息的符號來操縱和使用，它就屬于“符號消費”。其領域包括了人們賴以生存的所有社會空間：身份、經濟實力、權力、受尊重程度、趣味修養、人格特征和個性、價值觀、信仰等等，這些就是人們得以同他人區別開的所有特征。

　　成都的符號應是藝術之都

　　記：你對成都印象如何？

　　趙：2001年我第一次來成都之前，對這個城市知之甚少。我去過的國內外城市太多了，適應性已變得很強。出于川大的熱情感召，我決定在這個陌生的城市工作、生活。

　　成都的確是宜居之城，我也慶幸自己的選擇。趨同性問題依然是世界城市格局中難以破除的，我覺得，成都最缺的是地標性建筑。地標性建筑不同于貪高求大的標志性建筑，量上并不見得很大，它是城市設計的元素，是文化慣性思維的反映，是市民對某個區域的感覺達到的共識。要讓外人一看能明白，這是“最成都”的。

　　我的窗外就是錦江，這是一條歷史之河，有些為它惋惜。錦江的缺陷在于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結合得不大好。成都是青藏高原的重要門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定位。把成都這座城市的氣質放在中國的棋盤上看，它首先應該是一個藝術之都，這應該是它的符號。

　　記：你喜歡成都的文化嗎？

　　趙：很喜歡。我有空也去寬窄巷子走走，去望江樓公園看竹子。我閑暇愛看川劇，劇作家徐棻改編的《死水微瀾》我十分喜歡，這也是我看過的川劇里最好的一部。哦，對了，成都也是“選秀之都”啊，出了很多演藝人才，但好像本地連一家有影響的唱片公司都沒有，我買了數百張CD，就沒一張是成都出版的。這對一個文化大都市來說，多少有點遺憾。四川歷來是人才輩出的地方，但川籍學人的著作一般都是在北京和江浙出版的，墻內開花墻外香，這些方面有待改善。

　　實用性及“無用”的思考

　　記：你幾次談到學術的實用性問題，你是如何思考的？

　　趙：我也很困惑啊。我們每年要填各種表格，符號學、哲學這些學科，目前也被要求必須追求實用性了。我想，這一方面是老祖宗“學以致用”觀念的作用，另外一方面也體現了經濟格局追求的是立竿見影。而在西方哲學史上，是沒有諸如“知行合一”一類說法的。如何來評價尼采、卡夫卡的“知”與“行”呢？如何評價愛因斯坦理論的實用性呢？所以這是一個偽問題。想想魏晉玄學，人們都在嘲笑它的空談，但歷史上真的多出幾個“空談”的朝代，也許中國的哲學、思想史就會是另外一番模樣了。要敢于做“無用”的思考，也許才能成為哲學家。

　　先秦的名學，以及玄奘帶回來的唯識宗，也是傳統文化，可惜宣傳國學時卻忽略了這些精華，所以它們無法流傳下來。很讓人惋惜的是，我們的學術背景早已是實用主義泛濫了。一方面是鸚鵡學舌，另一方面是奉實用性為圭臬，何來獨立思想？我想，如果中國當代學人再不做原創性思考的話，只是在琢磨如何擠入“核心期刊”，我們的學術水平或許就在接近于中國男足。

　　記：你目前正在做什么研究？

　　趙：我告訴學生，治學必須要有獨立的思想。我提出過“三個擺脫”：擺脫實用；擺脫當前那種實際運用的軟實力；擺脫古人。回國后我試圖在符號學領域打出一條自己的通道。我目前正在撰寫《符號學理論》一書，已完成30多萬字。等書寫完，我真的要休息一下，比如，做點“無用”的思考……

　　采訪手記

　　(2010年1月5日 成都)

　　記者來到位于格林威治小區的趙毅衡先生的家，31層高樓拉遠了書齋與嘈雜市井的距離。透過玻璃窗，趙毅衡望著霧氣籠罩的都市以及晃動的車流，霧氣就是蜀國的一種符號。他顯得若有所思：“我們這一代學者，姑且可以稱為1940年代學人，無論是治自然科學的還是人文科學的，好像真的快過去了！”

　　見我露出疑惑的神情，他指了指環繞在身后的巨大書柜：“1940年代學人趕上了改革開放的機遇，加之時至中年，經歷自然比青年多，而國外的一些新東西又比老學者知道得更多一點，于是，大家爭著說，搶著寫，拼命講，學術市場火爆，有些像舊時成都青羊宮打擂臺。但不同處在于，打擂臺總有對手啊，那時的學術卻是沒有對手的，是對著空氣比劃，他們最高的著書標準是西方各種理論，這種向西方致敬的學說販賣，國人不懂，洋人費解，只是一些誰也聽不明白的‘話語’，學界、讀者無法判斷對錯，只好熱烈鼓掌。我這里有些書，就是那個時代的產物。”我能感覺到趙先生的無奈，從他身上那種典型的江南才子溫和氣質里溢出。他似乎覺察到了自己蔓延的情緒，莞爾一笑：“我當時也未能免俗啊。”

　　由于多年負笈歐美，趙先生家里沒有茶，只有咖啡。一杯咖啡在手，時光就散漫了。我們談到了符號學，這門學科與現實的距離，不亞于31層樓與大地的距離。但趙先生話鋒一轉：“我們就真真切切生活在符號之中。”

　　是的，中國已經成為了一個符號充斥的國度。趙先生說，有一天偶然經過學校的女生宿舍，看見一個女生把衣服扔在門口，堆得像小山一樣。看見自己吃驚的模樣，一個學生對他說，老教授你不懂了，這些衣服都不是名牌，至多是仿名牌，所以別人不要了。“這里出現了幾個元素：名牌、仿名牌、服裝、女生。服裝如今已經脫離了保暖、尊嚴的基本意義，成為一個高速增值的膨脹符號，構成了產生利潤的美麗空間，這就是名牌符號營造的種種效應中的一種。我聯想到布拉吉、列寧裝、中山裝、藍螞蟻制服、江青裙、解放鞋、兩個兜、四個兜……這件事讓我記憶猶新，后來幾所大學請我演講符號學，我的標題就是《為什么該女生打扮——文化符號學中標出性問題》。為什么文明的人類該女人打扮，而動物必是雄性打扮？為什么‘禹袒入裸國’？為什么你我都正常而不是瘋人、壞人、愚人？為什么我們共同奔小康？為什么首都的方音最美？這些似乎互不相干的問題，實際上都是文化中的意義行為。這也是符號學研究的所在。”

　　這時，斜照的陽光把書房鋪出了一層罕見的橙紅，把趙先生嚴肅的神情，連同桌子上的杯具，溶解于一泓咖啡的寬慰之中。對文化界來說，趙先生其實就是一個符號，而且極富輻射力。針對虹影近日刊發在《南方人物周刊》上的訪談，他讀了，但不會評價一個字。他用笑聲回答我：“我這個‘符號’就是我自己而已。我不會裂變為一些人覬覦的‘符號’。這是我做人的底線。”

　　本報記者 蔣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