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為紀念蘇聯十月革命22周年，周恩來寫了《帝國主義戰爭與民族解放戰爭》一文。文章就共產國際六大決議案所說的帝國主義戰爭的3種形式(進攻蘇聯、帝國主義相互之間、侵略弱小國家)指出，第一種沒能實現，第二種正在進行，弱小國家已經先后成為帝國主義侵略的犧牲品，只有中國站在反侵略的最前線。共產國際由此發表宣言，表示“日本帝國主義毒害中國已達兩年之久，中國正在為獨立而戰，共產國際援助為解放而戰斗的弱小民族。”

　　12月29日，他為共產國際撰寫《中國問題備忘錄》完稿，全文共5.5萬字。備忘錄詳細介紹了中國抗日戰爭的現狀，說目前中共遇到一系列困難，主要是國民黨的反共、投降活動和腐化，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誘降、英法的妥協，致使投降與分裂成為主要危險。備忘錄這一部分還系統介紹了兩年半來的抗日戰爭中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情況。

　　經過周恩來的工作，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作出了關于中共代表團報告的決定，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強調指出，中共為組織抵抗日本侵略及爭取中國人民民族解放戰爭，不論對中國人民以及別的國家的勞動者——特別是對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有著巨大的意義。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向共產國際各支部提議：展開最廣泛的同情和支持援助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運動，并把這一運動同國際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的斗爭結合起來。

　　1940年1月8日，周恩來在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作關于中國青年運動的報告。1月28日，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托致信斯大林，信中指出，由于國民黨內投降、分裂傾向加劇，國共統一戰線正面臨危險。

　　周恩來從1939年9月至1940年3月，在蘇聯共待了6個月，他一系列的活動，其實是在醫治共產國際的心病，共產國際當時不相信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理論。周恩來將毛澤東1939年9月1日《關于國際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帶到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對此很稱贊，說中共領導正確，給了他們很大的支持。

　　周恩來在蘇聯期間，同任弼時一起就中共“七大”的召開時間、新中央的人選及一些人員的安排使用問題，重新進行了慎重而全面的研究，他們的意見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原則贊同。

　　周恩來還有一項最重要的工作是保護好革命的后代。當年他在白區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尋烈士遺孤，安排撫養。他常說：不這樣我怎么能對得起他們的父母？他在延安時親自安排將瞿秋白、蔡和森、蘇兆征、張太雷、趙世炎、王若飛等烈士的子女送到蘇聯上學。這次又把劉少奇、高崗等人的孩子帶到蘇聯，在與斯大林會談時提出了保護要求，達成協議：這批中共子弟在蘇聯只求學，不上前線(蘇聯國際兒童院中其他國家的子弟，在前線共犧牲了21名)。這恐怕是當時世界上兩個大人物，達成的一個最小的協議。可見周恩來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