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提問：“你以反叛著稱，還被很多人寄希望成為當代魯迅，你覺得成為魯迅的現代復刻版有意義嗎？”韓寒說：“感謝他們的厚愛。但是我個人并不很喜歡魯迅。”(《中國新聞周刊》1月5日)

　　這是一個尷尬的話題，也是許多人不愿意聽到的聲音。我們知道，先是去年10月底韓寒被媒體定位為“公民”，再是11月初登上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被稱為“中國文壇的壞小子”，知名專欄作家梁文道更是評價其“再寫幾年他就是另一個魯迅，他只是少些魯迅身上的深沉和悲劇感”。在“我個人并不很喜歡魯迅”的話語中，公眾的期待和評價還有立足之地嗎？

　　盡管韓寒被認為是“最好的雜文家”，是“最有爭議的80后知識分子”，是“中國最有文化的司機”，是“公民韓寒”，是“‘殺手’韓寒 ”，是博客上的明星，是話題炒作的高手……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但是，在“我個人并不很喜歡魯迅”的自我表達之下，評價的立足點似乎正在無形消解。最起碼，韓寒沒有像一些人期待的那樣“前進”，成為“魯迅”，而是發出了“我個人并不很喜歡魯迅”的聲音。

　　對社會來說，這或許是一種尷尬，但也未嘗不是一種清醒，因為作為個體，韓寒還有足夠的理性來面對社會的評價，而不是一味地迎合社會的期待。假如韓寒真的成為了公眾期待中的“魯迅”，或者向這種期待默默靠攏和努力，在筆者看來，這與其說是社會的美好愿望，不如說是社會的一個幽雅的“圈套 ”。

　　在韓寒發出“我個人并不很喜歡魯迅”聲音的同時，他還說出了一個常識：(關心公共事件和社會)是一個作者生來必須承擔的職責。沒有這個，你根本不能算是一個作家，我只是在向成為一個作家的道路上盡職盡力。相比之下，這種回答或能解釋韓寒說出“我個人并不很喜歡魯迅”話語的動機，也能說明韓寒之所以成為韓寒的根本原因所在。

　　事實上，就筆者的看法，韓寒能否成為魯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履行一個作家的職責和責任。“我們這一代人終將關心這個社會，并改變這個社會，只是現在，很多人無能為力，而且被現實壓迫，既沒有發言的途徑，也沒有行為的觀眾。他們沒有必要現在表現出來，但他們終將會”的聲音表達，在筆者看來，就是最好的詮釋。這與韓寒能否成為魯迅的關系似乎不大。

　　胡適先生有一段話把責任意識說得很通俗形象：“你種谷子，便有人充饑；你種樹，便有人砍柴，便有人乘涼；你拆爛污，便有人遭瘟；你放野火，便有人燒死；你種瓜便得瓜，種豆便得豆，種荊棘便得荊棘。”魯迅先生在上世紀30年代，也嚴厲批評過那種自比鳥和花，愛怎么唱就怎么唱、愛怎么開就怎么開而不管讀者是否高興和上當的作家。今天，充盈著責任感的作家已經變得像白鴉一樣罕見，他們不但無法在讀者中點燃燈火，更沒有能力吸引新讀者，反而跟在過去積聚下來的讀者后面，搖旗子，湊熱鬧。也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才導致“韓寒是下一個魯迅”的聲音有了傳播的空間和張揚的土壤。其實，這既可以說是對韓寒的褒揚，也可以認為是對其他犬儒化生存的作家的無聲鞭笞。

　　明白了這點，筆者以為，韓寒的“我個人并不很喜歡魯迅”的話語既是一種抗拒，也是一種理性姿態的顯現。也就是說，沒有在社會和公眾的歡呼聲中迷失本性和喪失自我。這一點，難能可貴。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