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由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等發起的“2008—2009年度中國出版機構暨文學刊物10強”評選揭曉，郭敬明主編的 《最小說》以6835票居榜首，而由一代文學大師巴金所創辦的《收獲》僅以459票名列第六。《收獲》不敵《最小說》——這樣的消息如同張藝謀的新片《三槍拍案驚奇》拿到三個億票房一樣，不知道是該喝彩呢還是應哭泣。

　　“三槍”贏得元旦賀歲檔是事實，不過，正像“三槍”不能成為中國電影的風向標一樣，《最小說》領先《收獲》也不是文學的勝利。那是誰的勝利？當然是商業化的勝利。

　　《最小說》更懂商業運作，比如，《最小說》可以借鑒藝人選秀一樣進行選秀式的文學比賽，《最小說》主編可以站在前臺以各種方式作秀。凡此種種，都表明《最小說》以最市場的方式擴大讀者對它的關注度。毫無疑問，它的商業模式是成功的，但這樣的成功與文學的繁榮無關。因為用文學評論家李敬澤的話說“文學說到底不是彈鋼琴”。不幸的是，當文化進入商業時代時，我們看到的是《三槍》的微笑和《最小說》的勝出。

　　拍了《南京！南京》的導演陸川在觀看了美國大片《阿凡達》后講了句很拗嘴的話：“如不限制《阿凡達》的上映日期，我相信它會擊碎所有這塊土地上關于電影所有真的假的制作的炒作的哄騙的哄抬的紀錄。”看似很拗嘴，其實翻譯一下很簡單，陸川就是想說“憑炒作和哄抬獲利的國產電影假貨太多。”這話，讓人深思。

　　《三槍》明目張膽搶走三億票房是一種悲哀；《收獲》輸給《最小說》也是一種悲哀。如果再問一句：這是誰的悲哀？答案是：中國文化的悲哀，文化價值取向的悲哀。

　　《最小說》肯定是小說。不過，說《最小說》的文學含量和營養超過《收獲》，肯定沒人認同。但這個人們都不能認同的事兒，竟然成了事實。悲哀，就在這里。

　　藍恩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