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模式：“中華第一城”走出文保困局

　　2009年年底，“良渚論壇——中華玉文化中心第二屆年會”在良渚召開，中華玉文化中心良渚文化產業園也隨之啟動。

　　至此，良渚遺址公園、良渚文化博物院、良渚文化產業園三區聯動，一個集遺址保護、考古體驗、旅游休閑、文化創意為一體，山水、人文、古今和諧的“大美麗洲”展現在世人面前，良渚大遺址保護走上了與民共享的文化產業發展之路，大遺址保護的“良渚模式”也開始呈現在世人面前。

　　散發中華文明之光的大遺址

　　杭州市余杭區的良渚遺址是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著名的考古遺址，從上世紀30年代至今，大量的遺址被發現，特別是從1986年起，良渚的“反山遺址”、“瑤山遺址”、“匯觀山遺址”和“莫角山遺址”相繼被發現，出土了大量玉器。在良渚、瓶窯兩鎮40余平方公里范圍內，集中分布著135處良渚遺址點，這是良渚文化分布最為集中，文化規格和價值最高的地區。

　　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俞偉超說：良渚文化遺址群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規模和水平的地區之一，是中華民族的瑰寶，它的存在，使中華文明有了一塊可以與古埃及、古美索不達尼亞、古印度文明遺址并列的文明圣地。

　　良渚遺址被稱為“中華文明之光”。國家文物局將良渚遺址列入中國申報《世界遺產名錄》的預備清單，并評價道：“良渚遺址重大價值的不斷揭示，已經改變了以往人們對中國文明起源的時間、方式、途徑等重大問題的認識；良渚遺址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規模和水平的地區之一。”

　　上世紀60年代，良渚遺址保護拉開大幕。1961年，良渚遺址被列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余杭縣設立良渚文化遺址管理所。開頭的保護只是“管起來”，遺址保護未形成系統規劃，但要“管”住卻很難。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文物走私猖獗，盜挖遺址、倒賣文物現象猖獗。當地民謠稱：“若要富，去盜墓，一夜變成萬元戶。”一次，當地村民在瑤山遺址上耕作時挖出玉器，一些村民聞訊上山進行盜掘和哄搶，時任余杭縣委書記的王國平還曾親率民警到現場進行制止和處理。

　　此后，有關部門專門成立了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分局瑤山派出所，打擊良渚遺址區內文物違法犯罪活動。此外，還成立了杭州市園林文物監察支隊良渚遺址行政執法大隊，建立起了文保隊伍，專門負責良渚遺址區內行政執法活動。良渚遺址保護開始進入法制化軌道，盜掘良渚遺址、販賣文物的犯罪活動才逐漸消失。

　　1993年，浙江省文物局良渚工作站成立。1995年，浙江省成立了良渚遺址群保護領導小組。同年，浙江省政府公布了《良渚遺址群保護規劃》文件，劃定33.8平方公里為良渚遺址保護區，明確規定重點保護區和建設控制地帶不得隨意動土。2001年3月,浙江省成立由分管副省長任組長的省良渚遺址申報《世界遺產名錄》領導小組。9月，浙江省政府批準設立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范圍擴展到242平方公里。

　　大遺址的大煩惱

　　2007年，朱金坤就任杭州市余杭區委書記。上任伊始，一個問題就困擾著他：良渚遺址保護中如何處理遺址保護與保護區內群眾利益的矛盾。

　　隨著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良渚遺址上的居民要建房、要發展，工業化、城市化的推進使遺址保護越來越難：

　　良渚遺址保護區涉及瓶窯、良渚兩鎮11個行政村，農戶1萬余戶，人口約3.6萬。這么大范圍內土地如果全部不得隨意開墾，農民怎么辦？

　　20世紀90年代，遺址區內曾有30余家礦石廠、企事業單位170余家，長年炮聲隆隆，噪聲、粉塵污染讓遺址區滿目瘡痍，一旦關停，經濟怎么辦？

　　104國道橫貫遺址區，繁忙的車流對莫角山中心遺址形成較大綜合污染，全力整改，交通怎么辦？

　　文物部門希望遺址保護范圍越大越好，遺址上居住的老百姓越少越好；當地政府卻認為，保護范圍越小越好，老百姓拆遷越少越好。實際上，這種矛盾普遍存在于我國所有遺址保護中。

　　朱金坤就良渚遺址的保護如何在各種利益、各方力量的博弈中建立起長效有力的管理體制和保護體系，如何處理好經濟社會發展與遺址保護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減輕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對良渚遺址本體及其周邊環境的破壞，如何營造與遺址保護要求相協調的優美環境，合理展示和利用遺址，如何建立和諧保護的模式，最大可能地取得遺址保護區內民眾對保護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參與等問題展開了調研。

　　就在朱金坤為遺址保護尋找良方時，2007年10月，剛出訪歐洲歸來的杭州市委書記王國平帶來了希臘文物保護的經驗：文物一旦發現就要發掘，發掘了就要保護，保護了就要利用，保護是為了讓全世界的民眾享受遺址這一人類文明成果！王國平還指示，一定要保護好良渚遺址，要讓良渚遺址再活5000 年！

　　市委書記帶來的信息和指示更堅定了朱金坤的想法：一定要兼顧保護區內居民的利益！要讓遺址保護與當地群眾的利益共享，走一條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良渚遺址與原住居民和諧發展之路。

　　在調研中的發現也讓朱金坤深受鼓舞：只要保護工作能夠為區內群眾著想，群眾是會支持的。2006年，良渚鎮后楊村農戶康宏果申請建房，經專家考察認定，該房址為非核心保護區，允許其建房。但康宏果的新房房基一開挖，竟然挖出了4個玉璧。康宏果馬上向良渚文化管理所所長費國平報告，管理所與省考古所的專家立即趕到現場進行搶救性發掘。19座良渚文化顯貴者墓葬，200多件珍貴文物，由此露出真容。良渚博物館館長蔣衛東曾參與這次發掘，他深有感觸地說：“由于搶救性發掘，我們把人家的地基挖得亂七八糟，但是農戶沒有一點怨言，大家都非常支持良渚遺址的考古與保護工作。”

　　為了扭轉遺址區環境惡化趨勢，營造與遺址保護要求相協調的環境，余杭區和良渚遺址管委會先后投入1億多元,全部關停遺址區內石礦廠,并先后投入150余萬元進行礦區綠化整治。將貫穿保護區內的國道南移，關停保護區內的相關企業。

　　可持續發展之路：“讓良渚遺址再活5000年”

　　2007年，良渚遺址考古傳出一個震驚世界的消息：一座東西長1500米，南北長1800米的古城遺址在這里被發現，這是中國同時期規模最大、營建最考究、配置最高級的古城，良渚遺址的文化價值和展示價值進一步得到了確認。考古專家指出，這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首次發現的良渚文化時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發現的同時代中國最大的城址，堪稱“中華第一城”，它的發現將杭州的建城史一下提前了近3000年。

　　浙江省文物局局長鮑賢倫更是用“石破天驚”來形容這一考古新發現。

　　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認為，這個古城可能是良渚王國的首都。如果這個推斷成立，那么良渚文化不僅僅是史前文化，它將有可能成為中國歷史上早于夏王朝的一個朝代。

　　良渚古城址的發現使朱金坤興奮異常，經與文物專家和文物部門反復研究并報請杭州市委市政府批準，建立良渚遺址公園，啟動“大美麗洲”旅游綜合體建設工程等一系列舉措相繼出臺。包括良渚國家遺址公園、良渚博物院、美麗洲公園、中華玉文化交流中心、創意小鎮等，良渚遺址公園的建設面向世界招標。

　　在來自全球40多個參選方案中，最終德國SOL聯合設計事務所的參選方案中標。但德國SOL對遺址區內25平方公里核心區的第一個設計方案是：保護區內所有群眾全部外遷。這一條立即被否定了。“群眾全部搬走就變成死城了。應該有原住民，保護一定要利用，要讓大家享受中華文明之光！”朱金坤說。

　　經過反復研討，最終方案定了下來：根據良渚遺址公園概念性設計規劃，大遺址保護將分為良渚古城、古城外圍、良渚廣場三大功能區。古城區保留了大量良渚先民最早選擇聚居的自然高地、良渚文化中后期人工堆筑的臺墩式聚落。古城外圍區域包含了良渚區域的大部分濕地、水域、部分小型古祭壇。良渚廣場今后將會依山建成大小不等的小村落、創意產業園等，從而建設成一個旅游功能區。此提案獲得了考古界專家的認同。

　　“大美麗洲”工程采用市場化的運作，引進國內房地產商萬科進入。按照“國內領先、國際知名”的目標，新館良渚博物院由萬科出資建設并無償移交政府，由政府負責室內陳列展示。該館由世界著名設計師戴維·奇普菲爾德擔綱設計，總投資逾億元，占地70畝,建筑面積1萬平方米,已于2008年國慶節建成并免費對外開放。

　　一個既保護遺址、又兼顧保護區內群眾利益的大遺址保護新模式開始引起我國文物界的關注。今年6月，全國大遺址保護論壇在良渚召開，專家們對良渚遺址的保護模式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這一集保護、利用、開發、展示為一體的“文物特區”模式開全國大遺址保護的先河，為大遺址保護提供了可以借鑒的范例。

　　“我們的目標是申遺，抓緊把遺址公園建起來。居民可以依托公園辦農家樂，讓城里人來享受遺址，又使農民有可生存的條件。”朱金坤說。

　　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考察了大遺址保護的良渚模式后認為，只有讓當地的原住民支持大遺址的保護，這種保護才是可持續的，良渚模式正是這種可持續的保護。

　　“良渚遺址是中華文明的圣地，良渚遺址屬于歷史，屬于現在，更屬于未來。我們有責任保護好、傳承好這一優秀的歷史文化遺產。”朱金坤對記者說，“要當好良渚文化的薪火傳人，保護好杭州歷史文化的‘根’和‘魂’，讓良渚遺址再活5000年，已成為杭州和余杭民眾的共同要求和迫切愿望。”

　　本報通訊員　梅芳燕　本報記者　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