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聯合《懷堯訪談錄》發起的“2008-2009年度中國出版機構暨文學刊物10強”評選結果日前出爐，郭敬明主編的《最小說》以6835票高登榜首，而由一代文學大師巴金所創辦的《收獲》僅以459票名列第6。(《深圳商報》1月2日)

　　盡管著名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明確表示“這個格局比他預料的要好” ，因為“通俗文學雜志取代純文學雜志而成為市場主流，這是一個無法更改的事實”，但是，“郭敬明打敗巴金”的說法，還是讓我們看到了尷尬，品嘗到了感傷：曾經作為一種生存方式的文學，如今已是江河日下、困境日深。

　　只是，筆者的疑問是，《最小說》的奪冠和“大部分文學期刊早已淪落為上等青樓了”的說法，真的證明了“郭敬明打敗巴金”嗎？更進一步的追問是，作為符號的“巴金”是被打敗了，還是被拋棄和放逐了呢？而另外的一個問題則是，是“郭敬明打敗巴金”還是商業裹脅文學與文學精神式微的寫照呢？

　　我們承認，文學的圣殿似乎失落了。而苛求當下的文學像新時期十年的文學所曾有過的社會“轟動效應”是一種不切實際，但是，文學陷入“郭敬明打敗巴金”的窘境，也是一種諷刺吧？要知道，《最小說》的奪冠并非是文學精神的張揚，更不是所謂“青春小說”的勝出，相反，是商業的勝利和喧囂，是商業利益的張揚和文學漸次的落墨罷了。

　　曾有編輯介紹說，現在收到男作家的稿件多是“偷情”，收到女作家的稿件多是“離婚”。如此一來，作品與生活和讀者的隔膜就是明顯可見的了，文學的沒落恐怕也是必然的吧？《最小說》之所以奪冠，僅僅證明了其奉行的市場法則的勝利，不足以擔當消除文學在當下困境的責任，更不能給當下文學帶來生機和希望，甚至在一定意義上，是一種諷刺的存在，并且，諷刺的指向恰恰是文學本身，而非其他。

　　“郭敬明打敗巴金”再次證明“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在紛繁復雜的文化中的地位越來越輕,成為文化百家衣上的一個小小的補丁。”(學者米勒語)面對商業和市場對文學日益消解和侵蝕的現實，更嚴重的憂慮是“文學終結論”。法國解構主義者雅克·德里達借《明信片》預言：“在特定的電信王國中，整個的所謂文學的時代將不復存在。哲學、精神分析學都在劫難逃，深摯情書也不能幸免。”而美國著名文藝理論家J·希利斯·米勒則指出：“文學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再也不會出現這樣一個時代——為了文學自身的目的。撇開理論或政治方面的考慮而去單純研究文學。”“郭敬明打敗巴金”是不是一種隱喻呢？這是一個問題。

　　就筆者的觀點，“郭敬明打敗巴金”之說揭示的殘酷事實是當下文學并沒有歸位，離文學的本身位置和公眾期待還有相當遠的距離。文學應該為讀者提供其他藝術樣式所沒有的東西，如豐富的想象、精辟的語言、獨特的風格。這些不是大眾化的傳播媒體所能給予的，也是不能用先進儀器拷貝的。而“郭敬明打敗巴金”之說的背后就是文學本原的喪失，或者說是文學的空間越來越逼仄了。

　　因此，我的看法簡潔地說就是“郭敬明打敗巴金”是商業裹脅文學的隱喻，《最小說》的奪冠是市場法則的張揚和文學精神的隱退。也可以認為，與其說是“郭敬明打敗巴金”，不如說是我們和作家拋棄了“巴金”，抽空了文學本應存在的土壤。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