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聯合《懷堯訪談錄》發起的“2008—2009年度中國出版機構暨文學刊物10強”評選結果出爐，郭敬明主編的 《最小說》以6835票高登榜首，而由一代文學大師巴金所創辦的《收獲》僅以459票名列第六。

　　我不知道為什么總有一些人喜歡做此類比較，似乎是想證明些什么，可它究竟能證明什么呢？什么都證明不了。如果我們把丁俊暉和姚明放在一起比較，你能得出什么結論？姚明的個子要比丁俊暉高很多，無聊不無聊呀？著名文化批評家朱大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這個格局比他預料的要好，“通俗文學雜志取代純文學雜志而成為市場主流，這是一個無法更改的事實；盡管如此，純文學雜志在經歷了小眾化的蛻變之后，仍然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對朱大可的這種說法，我實在是不敢茍同，什么叫“通俗文學雜志取代純文學雜志而成為市場主流”？如果沒有通俗文學雜志的出現，純文學雜志就一定能成為市場主流嗎？如果我們都去觀看丁俊暉的斯諾克而不去看姚明的籃球，斯諾克就取代了籃球嗎？我可以負責任地說，在當下即便是沒有通俗文學，純文學也不可能成為市場的主流！朱大可說這個結果要比他預料的要好，因為“純文學雜志在經歷了小眾化的蛻變之后，仍然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這話說得有一定的道理，純文學是還有“一席之地”，但這個“一席之地”和通俗文學的那一片土地并不是一回事，此地非彼地，把它們放在一起比較大小毫無意義。記得日本有一位著名學者，當有人問他，你的書出版發行有十萬冊嗎？這位學者很不高興，說我的書怎么有可能發行那么多呢？在這位學者看來，他的書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讀者，因為他的書只有少數人能看得懂。這位學者所堅守的，就是朱大可先生所說的那個“一席之地”。

　　相比較而言，這次評比的評委何三坡先生的言論就更加有些刺耳了，他說：“像《詩刊》這樣的雜志，幾乎就是中國三流文人的集散地，平庸文字的天堂。看到它們，你很容易對中國文學絕望。 ”如果這話不是在這次評比活動的背景下說的，那倒是可以好好反思一下，可如果只是因為這次“《收獲》輸給了《最小說》”就得出“《詩刊》是中國三流文人的集散地，平庸文字的天堂”，就顯得太過于情緒化了吧！

　　《最小說》熱起來也好，郭敬明火起來也罷，這和純文學的蕭條與繁榮沒有關系，它熱它的，他火他的，我們要做的是把我們該做的事情做好。我們不能不承認當前我們所面臨的純文學危機，但危機的真正根源不是被通俗文學所取代，更不是因為市場經濟的沖擊，而是因為我們的作家有意和無意去脫離正在發生巨大變革的中國現實。《最小說》獲得6835票，《收獲》只有459票，巴金低于郭敬明6000多票，這對有些人來說，的確是個很大的刺激。郭敬明剛出道的時候，說三道四的人并不少，指責謾罵的也有。如今以郭敬明等為代表的80后作家以強勁的勢頭占據上風的時候，一些人便自暴自棄起來，這說明什么問題呢？在一次評獎會上，中國作協直屬的一些文學刊物主編閑聊時說，應該呼吁作協書記處的領導集體來聽他們一次匯報，希望支持補助全國的文學刊物。我們沒有權利要求大家“可憐”、“同情”和“關注”，也沒有權利要求人家必須重視你，我們要做的就是要思考中國、思考民族、思考我們這個時代，真心實意為老百姓寫作。

　　《最小說》和《收獲》不可比，并不是說二者不可以互補和借鑒，郭敬明有郭敬明的高明之處，80后作家有80后作家的優勢，純文學和通俗文學要取長補短共同走向繁榮。

　　馬云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