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文化界幾多歡喜，幾多感慨，這一年的文化熱點比往年的勢頭要“洶涌”許多：無論是劉謙、小沈陽的走紅，端午節等22項“非遺”的成功“申遺”，還是《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的出臺、3家文化央企的成立等都受到文化界人士的廣泛關注。

　　從6月初到10月底，為了向新中國成立60周年獻禮，北京17個劇場400余場視聽盛宴，將2009年的首都舞臺裝點得分外絢麗。

　　2009年是文化產業振興和文化體制改革的關鍵一年。7月22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并原則通過《文化產業振興規劃》，這是中國在世界金融危機中，繼鋼鐵、汽車、紡織等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后出臺的第11個產業振興規劃。而文化體制改革也在這一年大提速，其標志性事件是包括3家文化央企在內的一系列集團公司的成立。11月12日，由中國東方歌舞團轉企改制組建的中國東方演藝集團有限公司，中國文化報社轉企改制組建的中國文化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文化部文化市場發展中心、中國演出管理中心轉企改制共同組建的中國動漫集團有限公司同時掛牌。

　　2009年“申遺”迎來了“中國年”。中國傳統桑蠶絲織技藝、南音、南京云錦織造技藝、宣紙傳統制作技藝、侗族大歌等22個項目成功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國由此成為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名錄項目最多的國家。當然，“申遺”成功僅僅意味著一個新的開始，如何保護和傳承好遺產，正確對待“世遺”名號將是我們面臨的下一個考驗。

　　2009年對國學而言有悲有喜，悲的是季羨林、任繼愈、楊憲益等德高望重的國學大師、文化大家相繼離世，他們的學術成就和精神遺產再次成為焦點話題。令人欣喜的則是“國學熱”在持續升溫。《百家講壇》主講人易中天、袁騰飛是2009年“聚光燈”下的“主唱”。易中天成為學術明星四處“走穴”的代表，穿梭于全國各地，上節目，做講座。一樁“毒舌門”事件將易中天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史上最牛歷史老師”袁騰飛由于“非正常出名”而成為媒體焦點，他以一種“麻辣”和充滿“無厘頭”話語的語言風格講述歷史文化，吸引了更多年輕人對國學的關注，使得原本陷入沉悶的“百家講壇”再次火爆起來。

　　2009年趙本山和他的東北二人轉著實火了一把。4月，“劉老根大舞臺”落戶北京，其盛大開業典禮吸引了張藝謀、成龍、馮小剛、宋祖英及作家王蒙、鳳凰衛視總裁劉長樂、博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等各界名流到場。東北的二人轉舞臺，從來沒有像今年這樣高朋滿座、星光璀璨。劉老根大舞臺的成功，也為民間傳統藝術的商業推廣提供了范本。

　　一批文化界的大腕一不留神在2009年被冠以“文化包工頭”的頭銜。起因是某戲劇節上，30多臺參演劇目中竟然有10臺由一位導演獨攬，11臺戲由同一位作曲家“捉刀”。此現象招致一批有責任感的評論家的譴責，他們聲討“飛行導演”和其 “御用團隊”，通過編織“利潤流水線”，壟斷當前的舞臺劇創作。“文化包工頭”現象使文化主管部門和院團為之警醒，他們開始審視“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用人體制，進而對劇目建立更為科學的價值評估體系。“文化包工頭”一詞無疑成為2009年文化界的熱詞之一。

　　一系列文化打假事件也在 2009年被媒體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假唱、假票房和假學術明星。文化部一紙“禁假令”，給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們敲響了警鐘，假唱這個頑疾，終于可以在法律的規范下通過市場監管來逐步解決。票房造假在2009年讓中國電影蒙羞。電影《阿童木》在上映之后，出品方宣稱首周票房突破 4000萬元，遭遇質疑后縮水至1700萬元，媒體毫不留情地戳穿了一些電影票房注水的謊言。有評論人士認為，中國電影是做大的而不是吹大的，靠吹牛中國電影將不會走遠。而被冠以“國學大師”“活屈原”等光環的百歲老人文懷沙也在2009年“晚節不保”，當學者李輝就年齡、經歷、學識“三疑”文懷沙的文章經媒體刊登后，學術界一片嘩然，網絡上更是掀起了一場“打假”的狂潮。

　　在經歷種種波折之后，迪斯尼終于要落戶上海。拋開經濟意義不談，不少人對“美國文化侵略”表示了擔憂，有媒體甚至質疑：“迪斯尼”來了，“喜羊羊”怎么辦？“迪斯尼”入駐上海被業界看成是一場“文化戰爭”。

　　臨近年末，一部商業包裝的進口災難片《2012》再次挑動了觀眾敏感的神經，其中的“中國元素”令國人自豪。他們認為，其他國家都完不成的大“方舟”，是咱中國人造的！殊不知這是精明的美國制片方為拓展中國市場而使用的一種策略，中國導演只有向美國導演學習，拍攝出既有高票房又有文化內涵的影片，方能真正引以為豪。

　　本報記者 趙鳳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