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一則破產傳聞讓創刊59年的《大眾電影》雜志再度成為熱門話題。據傳，《大眾電影》原工作人員周某透露，雜志副社長已經在內部會議上宣布《大眾電影》破產。隨后這條消息被雜志的主管單位否認，中國影協副主席、分黨組書記康健民對這一傳聞給予否定。

　　昨天，記者采訪到該雜志采編成員，稱目前雜志運轉一切正常，照常出刊，沒有任何破產風聲。此次謠傳也被懷疑是爆料者周某對雜志“泄私憤”。據了解，周某正在與《大眾電影》打官司，原因是《大眾電影》雜志2009年第17期未經許可擅自使用了他于2001年5月在上海為演員劉子楓拍攝的一組照片，而此次攝影并非雜志社委派，費用均由個人承擔，屬于個人創作。雖然這場官司并沒有多少人關注，但破產的傳聞卻讓人懷念起屬于《大眾電影》的黃金時代。

　　對于《大眾電影》這樣的老牌雜志，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陳山并不認同它們“沒落”這一說法，“只能說這些老牌雜志處在轉型之中，和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一樣，電影雜志也在摸索自己的生存之道，它的被邊緣化只是暫時的。”在陳山看來，《大眾電影》曾一度作為新中國文化市場的象征，在推動電影前進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那時我們讀研究生，幾乎人手一冊研究雜志中的文章和觀點”。

　　曾幾何時，《大眾電影》封面上總有一行“1950年創刊”的字樣，不動聲色地向讀者提醒著自身的歷史地位。然后，如同今天紅樓影院、勝利影院早已在北京門庭冷落，沒有市場化基因的《大眾電影》更像是掛靠在影協旗下的一本小眾刊物。實際上，老牌電影雜志并非甘當人后，2004年，上海東方電視臺電影頻道曾播出一條黑白廣告片，雖然內容只是并非奪人眼球的二人起舞，但鏡頭結尾處的解說詞卻是另一番景象：1952年，《電影故事》誕生；《電影故事》隨中國電影而動；2004年，《電影故事》壯麗改版。在電視媒體上做形象廣告，《電影故事》開了期刊界的先河，一系列舉措使這本雜志改版后的首期就增加了16000冊的銷量。

　　陳山認為，《大眾電影》的重新崛起只能走“大眾路線”，精英雜志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大眾電影》應該辦成對普通人看電影有指導性的刊物，這種指導性可以體現在建立自己的權威影評人，這些影評人的文字必須是既通俗又有建設性，本著負責任的態度，具有高度智慧又能以讀者喜聞樂見的形式展現。”如今，網絡、報紙隨處可見各種影評，對一部電影的評價變得易得和泛濫，陳山覺得，當帶著計劃經濟影子的《大眾電影》能真正市場化以后，和影評人獨家簽約不是不可能，“當讀者購買雜志是沖著其中的文章而去，無論是驗證自己的好惡或是尋求一種指導，雜志就重新活過來了。”

　　觀察

　　“大眾”緣何變“小眾”

　　《大眾電影》不是一本簡單的雜志，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它濃縮了幾代人的青春記憶。

　　1950年6月16日，《大眾電影》在上海創刊。作為一本在當時并不多見的娛樂雜志，《大眾電影》很快在讀者中風靡。1962年，《大眾電影》創辦了百花獎，當年即收到了11.7萬張選表，讓當時還是學生的祝奚娟打敗老藝術家，成了首屆“百花影后”。“文革”期間，《大眾電影》停辦，1979年復刊時的第一期，內有茅盾先生書寫的祝詞，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上官云珠追悼會通知，電影《祥林嫂》、《蝶戀花》、《哪吒鬧海》的介紹，《紅河激浪》的平反紀實以及《五朵金花》主演楊麗坤的公開信等。所有的這些都從側面見證了那個年代中國電影不屈不撓的旺盛生命力，中國電影人對藝術的執著追求和那些歷久彌新的影像。該期封面是影片《大河奔流》的一張劇照，上為電影演員張金玲。張金玲是上世紀80年代著名的“北影三朵花”之一，另二朵是劉曉慶和李秀明。

　　復刊后的《大眾電影》成為那個人人渴望沖破思想禁錮的時代，普通人很重要的一份精神食糧，雜志的每期發行量都能達到幾百萬冊。傳閱《大眾電影》一度成為一種時尚。1981年，《大眾電影》最高的發行量曾達到965萬份，當時最通俗的比喻是“祖國960萬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就有一本《大眾電影》雜志在傳閱。”對如今眾多的電影雜志來說，這個“天文數字”只能在想象中實現；而對于今天的《大眾電影》，這個數字也只是一個美好回憶。

　　《大眾電影》因時代而興的同時，似乎也注定了它因時代而衰的命運。

　　上世紀90年代后期，好萊塢大片在國內的登陸帶動了《看電影》、《電影SHOW》等新雜志的發展。靠著對好萊塢大片轟炸式的文字和圖片報道，《看電影》等雜志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市場，成功地將影迷變成了自己的讀者。創辦伊始，《看電影》的定位就是一本影迷雜志，雜志的文章突出娛樂性、視覺上靠精美的劇照和明星圖片吸引眼球。如今，一個月能夠發行三期的電影雜志，只有《看電影》。

　　《看電影》的紅火刺激了一些老牌電影雜志的轉型。2000年前后，《電影世界》等一些老雜志開始將側重點轉向對好萊塢和歐洲電影的報道，取得了不錯的效果。隨著中國式大片的崛起，電影雜志們又紛紛將目光投回國內，激烈的市場競爭和資源爭奪中，一篇演員的獨家專訪就能成為制敵法寶。而曾經被詬病的專業性不夠等問題，也隨著雜志的發展而變化。周黎明等一批自由影評人開始成為雜志的攬客招牌，高素質的影評提高了雜志的含金量。如今的報攤上，《看電影》、《電影世界》和《環球銀幕》等雜志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每當有大片上映時，這些雜志花花綠綠的劇照封面就是最好的廣告。

　　《大眾電影》最能體現“大眾”性，一方面是因為它曾經無可比擬的銷售量，另一方面則是它與中國電影百花獎掛鉤，通過《大眾電影》刊登的選票，票選一年中最熱門的電影及演員曾是電影界的一件盛事。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中國電影進入疲軟階段，產量劇減、電影院甚至在中小城市大范圍消失。作為傳播電影資訊的《大眾電影》的發行量也從最高時900萬份跌到100萬份。近年，由于網絡的興起以及電影業態的變化，百花獎的影響力已銳減，甚至已淪落到沒有影響力和權威性的地步，有些年份百花獎選出的優秀影片、影帝、影后，多數觀眾都很陌生，甚至根本沒有聽說過。自2005年起，金雞獎與百花獎隔年評選一次，百花獎逢偶數年評選，這項誕生于1962年的電影獎在進入“而立”之年時，事實上已提前衰老了。

　　本報記者 王雯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