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作家莫言、張悅然做客網易讀書《網易閱讀客廳》欄目展開精彩對話。對于80后這一代寫作者，莫言表示發自內心的欣賞，“這并不是盲目吹捧，應該承認一代一代更替的關系。我們仿佛感覺自己掌握了真理，但這種真理并不是絕對的，尤其是文學上的真理，彈性很大，隨著時代變化而不斷變化，所以，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生活，因此每個時代必須有每個時代的作家，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讀者。”

　　-做一個叛逆的人很容易，順從世俗更難

　　悅然和莫言雖然此前也經常在一些場合碰到，但這樣深入的對話還是第一次。一開場，80后的張悅然竟然和莫言聊起了“星盤”，“你的星盤很均衡，您不是那種天質癲狂型的作家，月亮是射手座，這個宮是主才華、創作的，月亮在這里說明特別有創新，但也有一種孩子氣，有一種孩子的天性，所以不太容易有衰竭感。” 莫言也頗有興趣地點頭配合著，“這倒挺準的。老是錯于自己沒長大，誤以為自己很年輕。”

　　悅然聊到了對莫言性格的追問，“我跟您開了很多次的會，包括和您去韓國，感覺您很多時候都會委屈自己、遷就別人，別人說怎么怎么樣，你就不好意思拒絕，說那就去吧，我覺得挺累的。”莫言坦言確實挺累，這和他出生的中農家庭有關系，“中農這個階層很尷尬，團結對象，稍微表現不好，就推到敵人那邊去了，所以一輩子都小心翼翼，所以我以父母為榜樣，幾十年來，長大以后也是這樣的。”

　　在這樣的環境下，莫言說他骨子里有一種怯懦，生怕讓人不高興，“我記得有一年我們在香港參加書展，大廳里好像是嚴禁抽煙的，我們跟臺灣一幫作家跑到里面抽一陣，我膽戰心驚的，生怕被人抓住，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就怕非常尷尬，大家都不抽煙，你們一幫作家，號稱有文化的人，公然違反規定。”

　　悅然笑著反駁道，“我們這一代人就不管這些。”在莫言看來，其實做一個叛逆的人很容易，但順從世俗更難。

　　-欣賞韓寒逆向思維的勇氣

　　談到80后作家韓寒，莫言表示非常欣賞他一些博客中的觀點，“韓寒關于美國風災的博客我看到了，我很贊賞他這種逆向思維的勇氣，當大家多占據道德高地，異口同聲紛紛往里扔磚頭的時候他能從另外的角度想一想在美國風災時中國媒體的報道……我們不懷疑每一個批評者都是有感情的，感情上允許有偏向，但還是要以真理為依據，情可偏，禮不能廢，這是一個基本準則。”

　　對于這一代年輕人，莫言表示不僅關注而且欣賞，“我對80后這一批寫作者一直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欣賞態度，并不是盲目吹捧，我覺得就是應該承認一代一代更替的關系，任何一代作家都有偉大的作家，我們仿佛感覺自己掌握了真理，但這種真理并不是絕對的，尤其是文學上的真理，彈性很大，隨著時代變化而不斷變化，所以，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生活，因此每個時代必須有每個時代的作家，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讀者。”

　　莫言認為按照自己的標準來衡量80后、90后，認為他們寫的東西我們不能認可是相對而言的，“在80后、90后讀者的心目中，我們的東西和他們有隔膜，離得很遠，只有他們這代人寫的東西，讀者才覺得說出了他們的心里話。所以我對80后的肯定和贊賞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而且我也說過一句話，不管現在如何對80后擔憂、希望，再過十年、二十年，毫無疑問，他們在文壇上變成了中堅力量。而且反思一下，當初我們這批作家出道時，老一代作家對我們也很不認同，我們這種寫法，比如寫《紅高粱》這種小說，那些寫紅色經典的作家覺得，寫的這是什么呀？土匪，抗戰，跑到高粱地里野合，這是什么東西？但實際上它還是站得住腳的。”

　　-中國人不懂如何做父親

　　對于莫言這一代父輩，悅然始終不能理解他們為什么不能與子女交流，“我在很多場合中都跟您見到了，也有時間坐在一塊兒聊幾句，莫言老師總是用一種俯視晚輩的眼神看著我，‘你最近怎么樣呀？’我就匯報幾句，我現在怎么怎么樣。下一句，‘你爸爸媽媽常來北京嗎？’我就說，‘不常來。’迅速進入到這樣一種感覺中，感覺還是有代溝的。另外感覺莫言老師不是那種特別容易敞開心扉，容易親近的人，可能跟女兒的界限也很明顯。”

　　莫言坦言，中國很多人確實不懂怎么做父親，“我在對孩子的態度方面也深受父親的影響，我父親在外面也是號稱非常慈祥的人，但回到家里簡直就是非常嚴格，我們望之生畏。”平時里，他很少和女兒交流，因為覺得沒話可說，這樣的一幕也發生在悅然的父親身上，“整整一個暑假，我們在同一個屋里，但是無話可說。我覺得我父親有些地方和您很像，他給我留下了很多情結和陰影，他的不對話、不愿意對話……”

　　“我經常會提醒自己，這樣做是不對的，但往往一進入到那個環境中又忘了，還是過去那種東西慣性太大。” 莫言說，“很多人見了自己的女兒都擁抱，扳著脖子摟著腰啊，現在很多家庭都是這樣，但我做不到這一點。我們這種所謂的有一點文化的知識分子，她的爸爸是大學校長、社科院院長、教授，按說不應該這樣，應該是什么道理都明白，但為什么在處理和自己女兒的關系時老處理不好？年輕的時候我們根本意識不到，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就是一種半新半舊的人，我發現我和悅然的爸爸，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這批人就是半新半舊的人，很多新教育都接受到了，但我們骨子里的東西還是很封建的。我們的腦后……就像馬克思當年評價歌德一樣，拖了一條封建的辮子。”

　　-對于“城市”的書寫我們這代人沒辦法了

　　莫言說直到現在對北京還是有一種強烈的異鄉感，“即便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對當下的北京也有一種不能認同的東西，昨天我坐地鐵聽到老頭兒說，兩天沒出門，我就不認識了。即便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對當下的北京(認識也不全)，也是他家周圍那一點兒，他住在石景山，到了朝陽區，也會找不著路。何況我們是在鄉下成長的。現在回到我的家鄉，也是陌生的，現在的高密鄉和我記憶里的高密鄉差別太大了，而且我小說里的高密鄉本來就摻雜著很多童年的想象，現在回去發現和童年的家鄉、小說里的家鄉都不一樣，我們實際上是找不到故鄉的人。”

　　對很多批評家都期待莫言能寫一寫變化后的高密或北京，莫言說，“變化后的高密和北京是一樣的，批評一個作家，老是寫鄉村記憶、喜歡寫鄉村記憶，恐怕這是我們這代作家的通病。我想想，今年的長篇小說，不都是鄉村記憶嗎？蘇童的《河岸》，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艾薇的《風和日麗》，都是過去的鄉村記憶，上世紀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六十年代，而且這些鄉村也都是半虛構的。”

　　對于“城市”的書寫莫言感嘆道，“可能我們這代人沒辦法了，尤其寫長篇小說的時候，總是不自覺地就跟自己的過去勾連到了一起。而寫城市記憶的，像悅然這一代，即便往后追，也就是追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他們的上限是我們的下限，他們的上限可能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八十年代末，恰好這一段就是我們的下限，我們的記憶到此為止，往后這段生活很難直接進入我們的作品中，這也是我反復講過的，作家更替的必然性。”（羅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