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永烈：走近錢學森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最新推出《走近錢學森》(葉永烈著)，以圖文并茂的畫傳方式，講述了一代愛國科學家的一生，首次公布了諸多鮮為人知的史料和照片。

　　本文摘編自該書。

　　北京刮起“錢學森旋風”

　　對于新中國來說，1956年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局之年，也是中共中央發(fā)出“向科學進軍”的一年。錢學森在這個年月出現(xiàn)在北京，格外受到重視，也格外受到歡迎。

　　在毛澤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的背景下，1956年1月，在陳賡大將的安排下，錢學森在北京積水潭總政文工團排練場給在京的軍事干部講《導彈概論》，連講三場，引起高級將領對導彈的極大興趣。

　　那時候，很多人都還不知道導彈為何物。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賀龍、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元帥，都興致勃勃地趕來聽講，當起了錢學森的學生。

　　錢學森在講課時，在黑板上寫下“火箭軍”三個字。他說，這“火箭軍”，也就是導彈部隊，是一支不同于現(xiàn)有的陸、海、空三軍的新型部隊，是一支能夠遠距離、高準確度命中目標的部隊，是現(xiàn)代化戰(zhàn)爭中極其重要的后起之秀。

　　總參作戰(zhàn)部空軍處參謀李旭閣曾經(jīng)回憶當時聽錢學森講座的情形。錢學森饒有意味地說的一番話，深深印在他心里:

　　中國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議中央軍委，成立一個新的軍種，名字可以叫“火軍”，就是裝備火箭的部隊。

　　2004年4月，李旭閣在整理過去的資料時，意外地發(fā)現(xiàn)了自己當年的筆記本，竟是1956年元旦聽錢學森講課的手記，他記了厚厚一個本子。錢學森的兒子和秘書得知情況后，立即專程來到他家，將原件拍照和復印，準備放到上海交大錢學森紀念館展出。

　　后來，錢學森是這樣談起講座的體會:

　　我在美國那么長時間，知道他們那里沒有這個本事不行。美國的科研人員要爭取基金會的經(jīng)費支持，就要參加董事會的會議，向董事們做10到15分鐘的講解，在限定的時間內(nèi)把他要報告的事情講清楚，要不他就得不到經(jīng)費。這就是一個社會要求，也是一種壓力。所以在美國，中學里就有辯論會，培養(yǎng)人的口才。

　　我舉一個例子，我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研究超聲速問題的時候，有一次，系里來了一位官員，是美國國會議員，管這方面事的，他問超聲速是怎么回事啊。我的老師馮·卡門是很會作科普宣傳的，他先不說什么，把國會議員帶到他的澡盆邊，放上水，用手在水面上劃。劃得很慢很慢，水波就散開了，于是告訴他這是因為手劃得比水波慢，像亞聲速；他又劃得很快，水波就成尖形兩邊散開，這就像超聲速。這位國會議員說他懂了，其實也沒完全懂，只是這個意思他大致上明白了。這就是一個怎么讓不懂的人懂的形象例子。

　　我回國后發(fā)現(xiàn)中國的科技人員這方面的能力比較差，往往是講了十幾分鐘還沒到正題，扯得老遠，有些簡直就讓人聽不懂，不會用形象、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好專業(yè)科學知識。從前我問一些聽科學報告的黨政干部，他們就常常說沒聽懂，他們歡迎我去講，說聽我講能懂得差不多。我回到祖國接受搞導彈的任務后，在積水潭總政文工團的排練場作報告，講高速飛行問題，當時陳賡大將和許多軍隊高級將領都在座。講完以后有一個人對我說，他這次算聽懂一點了。要求科技工作者對不在行、不懂行的人介紹自己的工作，我覺得是很需要的。

　　道理很簡單:科學技術很重要，要大家都懂，都重視，就需要科普。

　　在那里連聽三場錢學森演講的朱兆祥，后來是這么回憶的:

　　在總政排練場禮堂，錢先生連講了三天。以上這些活動我都參加了，使我感到了緊鑼密鼓的氣氛。

　　“緊鑼密鼓的氣氛”，真實地反映了中國軍方借助于錢學森回國，刮起了錢學森旋風，導彈旋風。

　　不久，錢學森又受周恩來總理的邀請，在中南海懷仁堂向黨和國家的高層領導人作《導彈概論》講座。

　　錢學森清楚地意識到，中國導彈事業(yè)即將騰飛。自己在美國經(jīng)過五年的艱難抗爭終于回到新中國，值！

　　其實，新中國在啟動“兩彈一星”的導彈這一“彈”研制工作的時候，已經(jīng)啟動了另一“彈”——原子彈的研制工作。

　　那是在1955年1月15日，也是在中南海，當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時，邀請了兩位著名的科學家——錢三強和李四光作關于原子彈的講座。從這一天起，中國正式啟動原子彈的研制工作。當時，為了保密，把研制原子彈稱為“原子能事業(yè)”。

　　此后三個月，錢學森歸來了，中國研制導彈的工作隨之也啟動了。“兩彈”提到工作日程上了，“紅色中國”朝著國防現(xiàn)代化的目標迅跑。

　　毛澤東要錢學森坐在他身邊

　　1956年2月1日晚，毛澤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國共產(chǎn)黨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身份舉行盛大宴會，宴請全國政協(xié)委員。

　　錢學森收到了鮮紅的毛澤東主席簽署的請柬，上面寫著他的席位在第三十七桌。

　　到了宴會廳，錢學森在第三十七桌卻找不到自己的名字牌。這時，工作人員領著他來到第一桌，在緊挨毛澤東座位的右面——第一貴賓的位置，寫著錢學森的大名！

　　這是怎么回事呢？

　　后來才知道，毛澤東主席在審看宴會來賓名單時，用紅鉛筆把錢學森的名字從第三十七桌鉤到了第一桌。

　　“來，來，學森同志，請到這里坐。”毛澤東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熱情地邀請錢學森同自己坐在一起。

　　錢學森在毛澤東右側(cè)坐下來，頓時成為整個會場的焦點。

　　毛澤東主席伸出五個手指頭，對錢學森說，聽說美國人把你當成五個師呢！我看呀，對我們說來，你比五個師的力量大得多。我現(xiàn)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論，用來指揮我們國家的經(jīng)濟建設。

　　記者拍下了毛澤東與錢學森交談的照片。錢學森穿一身中山裝，臉上漾著微笑。這張與毛澤東主席的合影，成為錢學森一生中的經(jīng)典照片，也是錢學森一生中最難忘的時刻。

　　此后，毛澤東主席多次接見錢學森，充分表明毛澤東對錢學森的看重。

　　“文革”期間，毛澤東在病中記起錢學森

　　“文革”期間，載人航天計劃被叫停，除了林彪事件的影響，還有經(jīng)濟、技術方面的原因。畢竟當時受到“文革”的沖擊，中國的經(jīng)濟狀態(tài)不好。

　　周恩來總理專門就中國載人航天的發(fā)展講了幾條原則:不與蘇美大國開展“太空競賽”；要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發(fā)展國家建設急需的應用衛(wèi)星。

　　雖說錢學森的載人航天“鑼鼓”停了下來，但是載人航天的前提——衛(wèi)星回收技術的研究仍在進行。對于載人航天來說，回收技術是至關重要的，因為載人飛船飛上去了，必須保證航天員平安回到地球。當時，世界上掌握回收技術的國家，只有蘇聯(lián)和美國。

　　回收技術相當復雜，1975年11月26日，中國用“長征二號”火箭發(fā)射了首顆返回式遙感衛(wèi)星，衛(wèi)星準確進入預定軌道，五天后成功地返回。這顆返回式遙感衛(wèi)星拍攝的照片被送進中南海，毛澤東主席很有興味地看了這些來自太空的“居高臨下”的照片。

　　中國成為第三個掌握衛(wèi)星回收技術的國家，表明中國在空間科學技術方面的實力僅次于美國和蘇聯(lián)。迄今尚未出現(xiàn)第四個掌握衛(wèi)星回收技術的國家。

　　混亂不堪的“文革”，使晚年的毛澤東和周恩來心力交瘁。即便如此，毛澤東一直記得錢學森對于中國“兩彈一星”的巨大貢獻。1975年1月，在四屆人大召開前夕，周恩來總理抱病從北京飛到湖南長沙，向病中的毛澤東主席請示工作。周恩來遞交了四屆人大代表名單。這時，毛澤東說:“不看了。但是我想起兩個人，一個是錢學森，一個是侯寶林，請你查查人大代表里有沒有，如果沒有，就把他們補上。”

　　周恩來一查，錢學森在“文革”中是保護對象，所以仍在人大代表名單之中，而侯寶林則還被關在“牛棚”里呢。于是，急急下令解放侯寶林。

　　后來，錢學森與侯寶林在人民大會堂喜相逢，彼此都心知肚明是毛澤東主席“點名”予以特別關照的兩個人。記者抓拍了錢學森與侯寶林談笑風生的鏡頭。這張照片成為錢學森一生之中的“經(jīng)典照片”之一。

　　據(jù)錢學森回憶，他小時候在北京很愛聽相聲，常常在放學以后溜到天橋去聽相聲。1955年他剛回國，住在北京飯店，有一天晚上北京飯店舉行宴會，歡迎他和與他一同歸國的學者。宴會后有文藝演出，其中就有侯寶林表演相聲。1993年2月4日侯寶林因病逝世。1993年2月14日錢學森在一封信中稱侯寶林是“偉大的人民藝術家”。

　　力薦王永志掛航天之帥

　　在航天飛機與飛船之爭中，錢學森發(fā)揮了關鍵性的重要作用。1986年載人飛船工程立項之后，誰來掛帥？

　　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載人航天工程論證評審組時，這些專家、院士們大都已經(jīng)上了年紀。要實行龐大、艱難的載人航天工程，要由年富力強的人來掛帥。

　　錢學森舉薦了王永志。

　　錢學森慧眼識英才，善于從年輕一代中發(fā)現(xiàn)棟梁之材:在研制導彈的時候他舉薦了任新民，在研制人造地球衛(wèi)星時他舉薦了孫家棟，而這一次他說王永志可以擔當載人航天工程重任。

　　由于錢學森的舉薦，王永志在1986年擔任“863計劃”載人航天工程研究組組長。1992年11月15日，中央軍委正式任命王永志為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總設計師。

　　王永志給錢學森留下深刻印象，是在1964年6月下旬，中國第一枚自行設計的導彈“東風-2A號”即將發(fā)射的時候。

　　“東風-2A號”導彈是一枚中近程火箭。當時，地處沙漠的酒泉發(fā)射基地的氣溫驟升，甚至高達40多攝氏度。眾所周知，氣溫上升之后，火箭推進劑的體積就會膨脹，而且氣化嚴重，燃料貯箱內(nèi)所能容納的火箭推進劑就會減少，導彈就達不到預定的射程，打不到預定的目標。怎么辦呢？要加大火箭的推力，惟一的辦法就是增加火箭推進劑。但是燃料貯箱的體積有限，裝不下那么多火箭推進劑。

　　指揮部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對策，雖然專家們談了不少補救方案，但是都不合適。于是指揮部召開擴大會議，聽取意見。32歲的中尉軍官王永志也被“擴大”進了會議。

　　王永志在1952年考入清華大學航空系飛機設計專業(yè)。1955年前往莫斯科航空學院留學，1961年畢業(yè)于莫斯科航空學院。

　　王永志在會上聽到的都是如何增加火箭推進劑的方案，站起來發(fā)表截然相反的意見:“我主張應該泄出一些燃料，減少了導彈的重量，才能提高推力，加大射程。我經(jīng)過計算，要是從火箭體內(nèi)泄出600千克燃料，這枚火箭就會命中目標。”

　　王永志的意見，遭到了眾人的反對。火箭不能命中目標明明是推進劑不夠，怎么可以再往外泄掉推進劑呢？王永志知道錢學森正在酒泉基地坐鎮(zhèn)指揮，便鼓起勇氣敲開了錢學森的門。錢學森到底是高人，他仔細傾聽這個小伙子的意見，馬上說“有道理”。錢學森馬上把火箭的總設計師請來，指著王永志對總設計師說:“這個年輕人的意見對，就按他的辦！”

　　“東風-2A號”果真提高了射程，命中了目標。

　　錢學森非常贊賞王永志的“逆向思維”，意識到這個小伙子的才智超群。

　　果真，王永志不負錢學森的期望，領導中國載人航天事業(yè)取得一個又一個重大勝利。

　　2005年3月29日，已經(jīng)94歲高齡的他，在解放軍總醫(yī)院的病房里和身邊的工作人員作了一次長談。他的談話重點就是要重視培養(yǎng)創(chuàng)新人才。錢學森指出:

　　今天找你們來，我想說的是科技創(chuàng)新人才的培養(yǎng)問題。

　　要培養(yǎng)會動腦筋，具有非凡創(chuàng)造能力的人才。回國以后，我覺得國家對我很重視，但是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更多的錢學森，國家才會有大發(fā)展。

　　我今年已90多歲了，想到中國長遠發(fā)展的事情，憂慮的就是這一點。

　　一艘艘“神舟”飛船成功飛上太空，中國航天員漫步太空，不僅證明了錢學森推薦王永志掛帥載人航天工程的正確，而且證明了當初錢學森力主走飛船之路的正確。當年風光一時的航天飛機，由于發(fā)生兩次機毀人亡的大事故，引發(fā)了廣泛的質(zhì)疑。全球歷次載人航天失事一共造成22位宇航員喪生，而在美國航天飛機失事中喪生的宇航員就占了14位。2009年9月18日美國航天局宣布，2010年9月航天飛機將進行最后一次飛行，之后，美國“航天飛機時代”將正式結(jié)束。這清楚表明，當年錢學森確定中國載人航天應走飛船之路的遠見卓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