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高度說”、“立場說”引發爭論后，陳曉明遭遇許多質疑的聲音，不過，在接受記者專訪時，他并沒有因為撻伐聲高漲而有所避忌，反而更加深入具體地就許多中國當代文學的爭論點提出了自己的正面闡釋。

　　“批評中國當代作家回避現實的人根本沒讀作品”

　　網友海潤琴島在鳳凰網的討論區里這樣回應陳曉明的“中國文學高度說”：“生活的素材太豐富了，可是卻沒有人像巴爾扎克那樣寫出中國的《人間喜劇》，甚至連《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這樣的書也寫不出！只會寫一些《豐乳肥臀》之流！ ”海潤琴島的觀點并不是孤立的，當下，不少讀者、媒體還有批評家，都在批評中國作家不夠關照現實，寫不出老百姓真正關注的題材。對于這樣一種批評，陳曉明有話說。

　　“我舉例過閻連科、賈平凹、莫言、劉震云幾位作家的具體作品，那些批評中國當代作家回避現實、不描寫現實的人，根本沒有看過這些作品。現在的人很多都是壓根不讀作品，就走出來評論。事實上，中國的文學都是跟現實貼得非常緊的，我甚至不止一次批評作家們貼現實貼得太緊了。他們的問題不是說貼不緊現實，而是貼得太緊。 ”

　　陳曉明對記者說，那些批評中國當代小說不貼近現實的人，是毫無根據的，“你可以問那些發表這些言論的人，哪些作品沒有貼近現實。 ”

　　“我不認為當下作家沉迷于技巧”

　　“另外，有人批評當下作家過于沉迷于技巧，我不這樣認為。對于作家來說，他總是要找到他的敘述方式，不管是突破現有的文學經驗，還是突破自己，他都需要尋求技巧的變化。對作家來說，這是最基本的要求。 ”陳曉明認為，作家的創作如果沒有技巧，沒有始終在思考文學表達的問題，那么，他的寫作是很難進行下去的。

　　今年9月，記者曾經采訪過旅日學者田原，他提出，當下的中國作家不會寫城市生活。針對這一說法，陳曉明說：“鄉土經驗是我們的主要經驗。城市是私人的、個人的情感載體，更具現代的特征。西方在浪漫主義傳統下書寫的文學都是在城市的，即使是寫鄉村，心理也是城市的。整體來說，西方文學是城市的經驗，這個是與現代城市的興起、在城市中形成的個人生存方式以及浪漫主義自我相結合的。而中國是從改革開放之后，才逐漸進入城市化的生活，特別是 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人，才開始有城市的經驗，他們是個體的，自我的，可以把個人和國家民族區分開，可以有個性，有獨立性。個人可以自由地選擇，甚至拋棄家庭。雖然現在中國城市家庭大多是獨生子女，似乎應當與家庭的關系更加緊密，不過，事實上，他們與家庭的關系反而更加松散，更具獨立性。過去的家庭有兄弟姐妹，是家庭共同體，是非常緊密的，個人與家庭、國家的紐帶非常密切。但現在的年輕人漂洋過海呀，或者在任何地方貓下來呀，他可以過個人的生活，所以這種很具城市性的經驗，可能是直到90年代之后，才慢慢生長出來。這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我們的文學在這方面的書寫才剛剛開始起步，很難形成大的作品。如果舉個例子的話，安妮寶貝的作品是城市的書寫，但是她的消費主義特征太明顯了，她和文學傳統的關系又不太密切、不夠緊密，很像當下消費主義的寫作，當然，她算是消費主義寫作中寫得最好的一位了，但是，她沒有能在文學傳統中找到自己的話語。 ”

　　“不要動不動就說人家是垃圾、是白癡”

　　現在，幾乎沒有哪位作家是不曾遭遇詬病的，“作家有問題”也成了當下文學主要的病癥之一。當下的文學作品屢屢被質疑為“垃圾”，作家紛紛被冠以“白癡”之名，究竟中國當代作家群是不是真的“惡疾纏身”、“病入膏肓”了呢？陳曉明并不這么看。

　　他說，文學說到底是一個天分的問題。 “大部分作家肯定是存在問題的，個人的天分、個人對文學經驗的學習等等，都可能給他的創作帶來問題。指出作家的問題有什么意義呢？不是說指出問題他就能改過來的，哪有那么容易？如果那么簡單就好了，辦一個講習班，所有問題講一次，大家都解決了。文學需要非常高的天分，比如我提到的那幾位一流作家，都是天分非常高的，極高的。 ”

　　“因為有那么多普通作者還在搞文學，才建構起了中國當下這么廣大的文學市場，中國可以說是世界最大的文學市場。不要去打擊他們，不要說什么他們有問題就不能寫了，他們的東西就沒意義、沒價值。我們當年渴望文學的民主化，渴望文化的民主化，今天，文學真的可以有這么多的人參與，這么多人在寫，不要動不動就說人家是垃圾、是白癡。 ”

　　“當文學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時，才最能體現它的價值”

　　陳曉明希望更多的人能懷著對文學的熱愛，對投入文學的人給予尊重，“這樣才有文學的存在，才能堆積出幾個大作家來，我們要理解到這一點。文學并不是只為大作家存在的，盡管我非常看重大作家，大作家的貢獻是非常重要的，沒有大作家的文學史當然是一種悲哀。但是文學是為更廣大的人民而存在的。我只是喜歡，我只是寫作，至于達到什么水準無所謂。當文學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的時候，才最能夠體現出它的價值。我們不要動不動以一種精英主義方式去處理文學。 ”

　　作為編寫文學史的學者，陳曉明認為，這個時代能讓他寫出幾十個作家，其中一流作家有五六個，二線的有十幾個，三線的有四五十個，那么這個時代的文學史就可以完成了。“至于成千上萬的普通作家，恰恰因為有他們，那些精英的才能存在下去，存在才有市場，存在才有意義。有的人就知道一天到晚扯著嗓子罵怎么都是垃圾呀，白癡呀，寫得那么差。我覺得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應該明白上述那些常識，這樣來理解現實和理解問題，不需要對常識問題多作解釋。 ”

　　陳曉明：韓寒、郭敬明預示著“后文學”時代的到來

　　今年3月，由著名網絡文學孵化器盛大文學舉辦的全球寫作大展正式拉開帷幕，陳曉明獲邀擔任此次大展的評委。10月，陳曉明出席在北京舉辦的中國網絡文學節，其間，他在論壇上發言時說：“文學作為生存的方式，在21世紀的文明當中扮演什么角色？這一點我高度評價盛大文學舉行的全球寫作大展，這可能是一個標志性的東西，網絡文學可能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一個重要的生存方式。 ”不僅是正面肯定網絡文學的作用，陳曉明對許多文學的新生態也表現出了積極的態度。在他的新書《中國當代文學主潮》中，也對“80后”和網絡文學進行了專門的論述。

　　“對于網絡寫作，不應該有、也不可能有太高的標準”

　　“因為我是盛大文學舉辦的全球寫作大展的評委，所以陸續也看了不少作品，我認為整體水準還是相當不錯的。但是，我也發現，網絡作家的寫作有一個普遍的特點，就是不太有節制，比如說嘲諷呀，玩起來就無邊無際了，完全戲謔化了，戲謔化的東西太多。對寫作來說，是作家對自己放縱了、松懈了的表現。網絡文學里普遍存在這樣的問題，過分追求戲謔化、娛樂化效果。 ”不過，陳曉明也認為，這是網絡自身特點所決定的，“網絡本身就是追求熱鬧，尋樂子，不好玩的作品網民就不看，這與我們追求的文學品質構成了一個矛盾。但是，另一方面，網絡作家們都還比較年輕，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會逐漸調整，寫作也會逐漸成熟，會有進一步的發展。 ”

　　因而，陳曉明認為，對于擁有龐大參與者的網絡寫作來說，不應該有、也不可能有太高的標準。 “我一直積極評價網絡文學，因為它是文學民主化、大眾化的一個廣大基礎，它的出現，具有很重要的積極的意義，有了這樣一個基礎，文學才能夠發展下去，才能冒出有價值的作品和面向未來的作品。 ”

　　“如果批評家無視網絡文學，就等于自絕于這個時代”

　　“為什么批評家要排斥網絡文學？”陳曉明說，有些人太偏激、太狹隘，“如果批評家無視網絡文學，就等于自絕于這個時代，網絡文學的未來是不可限量的。 ”

　　有評論認為：“網絡文學是文學的未來，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終將融為一體。 ”對于這一說法，陳曉明覺得并不夸張，他說：“因為有網絡存在，我跟國外的批評家接觸起來更加便捷，網絡是不可阻擋的，因為它太方便了。但是，網絡的書寫還是寄生在傳統的書寫之中，網絡作家也還是傳統大學的文學教育培養出來的，他們跟傳統是無法隔斷的。網絡有可能最后會變成文學最重要的一個傳播方式。傳統文學和網絡文學，紙媒體和網絡傳播，這些概念相互滲透，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很復雜的。 ”

　　同時，他也認為，傳統寫作和網絡寫作現在已經構成了一個并駕齊驅的局面，“網絡文學蓬勃發展最大的原因就是網絡為寫作者提供了一個自由想象的空間、一個自由本性解放的渠道。網絡寫作是一個生力軍，網絡提供了一個非常廣大的，特別是自由的傳播的空間，我覺得這為我們年輕一代人的寫作的熱情，寫作的愿望，特別是讓他們自由地發揮想象力提供了場所。 ”

　　“韓寒是‘80后’中少有的有創造力的人物”

　　12月12日，有網友在陳曉明的個人博客中留言，詢問陳曉明對韓寒和郭敬明這兩位“80后”代表作家的看法。 10年前，陳曉明曾經在央視的《對話》欄目中評價過韓寒，他在博客中回答那位提問的網友時，這樣寫道：“10年前我在節目里對韓寒是相當欣賞的。只是擔心當時的那種社會氛圍，像韓寒這樣特立獨行能走多遠。現在看來，我的擔心是多余的，韓寒相當出色，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我很欣賞他的立場和他的文字。我近期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主潮》亦有對他的評價，我始終是很肯定他的。也認為他是‘80后’中少有的有創造力的人物。 ”

　　“郭敬明是他們這代人內心經驗深刻的體驗者和表達者”

　　與一些批評家不同的是，陳曉明對待新生代作家的態度是比較寬容的，并且常常給予他們鼓勵和肯定，比如郭敬明。陳曉明在《中國當代文學主潮》中評價郭敬明，“無疑是他們這代人內心經驗深刻的體驗者和表達者”，不過，他也認為，郭敬明的新作《小時代》不是太成功，因為他靠的還是玄幻風格。

　　“張悅然意識到了他們這代人要和文學傳統接上一種關系”

　　另一位代表性作家是張悅然，陳曉明認為她是要回到文學傳統中去寫。“張悅然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她意識到了他們這代人要和文學傳統接上一種關系，她從這一點上去尋找自己的寫作道路，不管她現在做得如何，但是她這條路會越走越遠，她的經驗會更加富有張力。 ”

　　陳曉明認為，“80后”不僅僅是市場的幸運兒，他們也有他們的開掘和創造，他們的寫作和傳播預示著一個“后文學”時代的到來。

　    本報記者 王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