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鷹在接受記者專訪期間，絲毫不掩飾自己對當下作家和作品的失望，甚至對于一些作家和作品被奉為經典或巔峰，感到十分不解。在他看來，當下的文學在技巧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但并不是新鮮的，也沒有生命的熱度和濃度。 “現在被個別批評家‘飆捧’的作家，都散發著‘前所未有’的頹敗氣味。 ”

　　“阿來寫的與其說是文學，倒不如說是旅游招貼”

　　不久前，肖鷹到四川參加一個研討會，會議期間看到了作家阿來的新作 《格薩爾王》，表示不忍卒讀。 “我看過他的《塵埃落定》，寫得很華麗，不過，我想說，真正的文學不能以華麗為標準。阿來并沒有寫出真正的藏族文化，而僅僅是把藏族文化以奇觀異景的方式呈現出來了而已，以玩賞的形式呈現給讀者。他寫出來的與其說是文學，倒不如說是旅游招貼，因為當中沒有更深層次的挖掘，這樣的文本是電視式的，是電視文學。真正的文學應該要面對媒體文化的挑戰，作家寫出來的應該是只有文學才可以表述的東西。目前，有很多作家都在效仿阿來，用做古董的方式販賣文化。 ”肖鷹認為，文學不是不可以寫民族性、地域性，但是，應該從中呈現出深刻的生活品質和人生的美來。

　　上世紀80年代也出現過一批優秀的作品，比如汪曾祺的短篇，還有古華的小說《芙蓉鎮》。當下的作家我很欣賞遲子建的幾個短篇。我欣賞那些對生活充滿熱愛和具有精致的情懷的作家。 ”

　　“《廢都》和《檀香刑》被批評家追捧，只能表明在當下批評界，文學標準和個人標準都瓦解了”

　　讓肖鷹不解的是，現在，一些在他看來絲毫不具美感、沒有愛心存在的作品卻備受推崇。 “比如賈平凹的《秦腔》，從表述方面來說，他的語言表達很圓熟，但是，我從中看不到一個站在中國文學高峰上的巨著所應該具有的品質和內涵。我看到的更多的是瑣碎的、低迷的、陰暗的、甚至猥褻的寫作趣味。作家在對現實的苦難和困厄進行揭示的時候，心中應該懷著真摯的大愛，應該帶著對社會、人生的悲憫和祝福的情懷。如果把《秦腔》這樣的作品推崇為中國文學(小說)的高峰之作，既是很可笑的事，更是很可悲的事。《廢都》在1993年出版時，遭遇到批評界、尤其是中青年批評家的普遍抨擊，這是對的；其后被查禁，也是對的。因為這部書，不僅語言和結構仿舊，而且思想和旨趣酸腐，其中那種舊式沒落文人的自以為是和淫逸幻覺，是完全違背我們現時代的人文精神的。現在，《廢都》不僅被解禁，而且個別當年狂批《廢都》的新銳批評家現在搖身一變，變臉成為飆捧《廢都》的‘權威干將’。在這‘狂’與‘飆’的大轉換之間，是這些批評家換了大腦，還是我們的文學標準、乃至于基本的是非觀出現了問題呢？還有莫言的《檀香刑》，以把玩和炫耀‘酷刑’奇觀為能事，我聽到多位‘批評家’告訴我，《檀香刑》的‘文字了得’，是為數不多真正能‘留下來’的當代中國文學。為什么要留下這樣的文字呢？要向未來的讀者表明我們當下的文學是 ‘受虐臆想狂’的文學吧？我認為，《廢都》和《檀香刑》這樣的作品被批評家追捧，只能表明在當下批評界，文學標準和個人標準都瓦解了，當下中國文學批評確實在整體上頹敗了。 ”

　　“賈平凹的《秦腔》，寫的是變態文學”

　　肖鷹說，文學是人學，首先應該呈現出對人的理解和真愛，而不是把人放在動物的角度來戲謔和玩弄，“《紅樓夢》也在寫悲劇，但是，在無可奈何的悲慘中，呈現出來的卻是一種美。 ”

　　“我們為什么需要文學？我們可以玩游戲、看電視、看電影，但是我們為什么還需要文學？因為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是心靈最精妙深刻的表達。中國文化有深刻的美，但是，我們從當下的文學作品中卻看不到這一點。作家應當從最慘烈的生活中看到最深刻的美。真正的中國立場是應該有希望的、有愛心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的文學批評存在很大問題。 ”

　　肖鷹以沈從文先生的作品為例提出，沈從文的作品敘事十分樸實自然，看似平常，但是流露出的是非常美的意境。 “而賈平凹的《秦腔》，這種作品，寫的是變態文學、污穢文學。賈平凹是一位玩文字游戲玩得比較好的作家，他身上有太多中國舊式沒落文人低俗的品質，甚至將其‘發揚光大’，在他的作品中彌漫一種舊文化在現代性中國腐敗的氣味。 ”

　　“王安憶從《長恨歌》之后就沉入到上海小女人式的自愛自憐的自我重復之中去了”

　　肖鷹說：“中國當代作家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太局限于自身閱歷，只模仿西方的技巧，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作品。中國作家缺乏內在的人性深度，不能帶著反思的眼光去寫作，永遠都是作繭自縛的。我曾經很欣賞王安憶和張煒這兩位作家，他們的作品，比如《小包裝》、《九月寓言》等曾經令我覺得他們是中國最有希望的兩位作家。但是現在，我對他們后期的作品卻十分失望。以王安憶來說，自從《長恨歌》之后，她就沉入到上海小女人式的自愛自憐的自我重復之中去了。 ”

　　“因為沉迷技巧、手法，這些作家不會有話好好說”

　　肖鷹對當下中國作家仍然沉迷于玩技巧和手法，持嚴厲的批評態度。他說：“我發覺當下的作家似乎沉迷在這樣一種情緒中：我使用什么手法就代表了我達到一種新的高度。因為沉迷技巧、手法，這些作家不會有話好好說，把作品和讀者都當作游戲的對象。在他們的作品中，一切新鮮玩意兒都有，用陳曉明教授的話說，就是 ‘有能力概括深廣的小說藝術’。當下中國作家的自我意識是工匠意識，以玩手藝為能事。他們不能消化自己的生活經驗，而是用木匠做板凳的方法處理自己的生活。 ”

　　“閻連科是真誠地為民生寫作的作家，但是，《受活》是一部‘板凳作品’”

　　閻連科是當代作家中十分關注現實的代表性人物，但是，肖鷹對他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批評。 “閻連科有社會關注的熱情，有使命感，這點我是肯定他的。但是，《受活》這本小說卻是很糟糕的，因為它不能超越生活，太重視技巧或者某種手法。我認為，《受活》就是這樣一部‘板凳作品’，形式大于內容，形式閹割思想。陳曉明吹捧這部小說‘有能力處理歷史遺產并對當下現實進行批判’，我的看法正相反，閻連科沒有這個‘處理’能力，他做的是用文學的鈍刀把‘ 歷史遺產’和‘當下現實’當木柴劈的工作。如果陳曉明用衡量樵夫的水準來衡量閻連科，這當然也可說是 ‘有能力處理’了。在我嚴厲批評《受活》之后，我與閻連科有一面之交，后來他讀到我評論漢學家顧彬的一篇文章后，又與我有一次電話長談。我認為，閻連科是真誠地為民生寫作的作家，但是，我很遺憾地指出，陳曉明等人對他的似是而非的‘提升’，使他在精神上自我隔離，喪失了真正介入現實、透視歷史的能力。我認為，這是當下批評對中國作家之誤，非常可惜！ ”

　　因此，肖鷹發覺，在上世紀90年代后，中國的作家們不再是深入地，而是隔閡地消費著自己，技術性地不斷重復著自己。

　　本報記者 王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