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之《三槍拍案驚奇》

　　“從市場角度說，拍一下商業電影和娛樂電影，不叫跌份。”

　　張藝謀懷著忐忑之心走進了上海永華電影院。他有點緊張，從下午開始，就只吃了兩個生煎包填填肚子。《三槍拍案驚奇》里主打的東北“二人傳”長期在南方水土不服，他很想知道南方觀眾的反應，“北方肯定沒問題”。

　　觀眾們異常熱烈的笑聲緩解了他的情緒，即使是孫紅雷喂馬這樣壓根沒什么的情節，也笑聲朗朗。有女生沖上去想擁抱導演，一對情侶看見了坐在前面的大腕，女生忘情地開始熱吻男友。張藝謀走上臺，開頭第一句話就是，“上海人民真有水平”。

　　下午他剛剛面對過質疑。媒體和網絡上都在嚴厲地批評和諷刺著此番《三槍》“以小(投資)博大(票房)”的搶錢行為。《三槍》的投資不大，演員成本才占 20%，稍微多點的可能就是幾百美元的劇本改編費用，但《三槍》在宣傳上儼然一副大片姿態，這拔高了很多人對于《三槍》的期待。

　　一片荒地，幾座山頭，一家面館，6個主要演員，連街道和鄰居都沒有。95分鐘的片長，很多電影院把票價定到了100元。然后首周末票房就破了億，這更激起了人們對其品質的“恨其不爭”。人們始終對張藝謀寄予無限的期望，希望他能再現《活著》時的創作激情，帶領大家往前沖。但張藝謀顯然打算辜負大家的厚望，他很直白:他擔不起，也不想擔。

　　他說，現在有些人偏重于人文、價值的思考，但市場上需要鼓勵的是商業電影和娛樂電影。“不必要無休止地討論價值觀和思想，離開了老百姓的喜好，沒意義的”，這的確是2009年中國電影市場的寫照，有一種說法是，電影分兩種，電影和中國電影，很多人的較真仿佛是自尋煩惱。

　　他吃過虧，《英雄》樹立了高票房的招牌后，他也拍過像《千里走單騎》這樣被叫好的文藝片。當時3000多萬的票房在中國文藝片史上也不多見，好像很賣座，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實新畫面公司依然虧了三四百萬。此后，他的電影口碑一部比一部差，但票房一部比一部高。

　　高票房就代表著老百姓真的喜歡嗎？買票進場了，看完后悔了，能退票嗎？拍電影，就是為人民服務。馮小剛最先說了這句話，寧浩也說過，現在輪到了張藝謀說了。

　　但是，需要爛片的人民，究竟是誰呢？

　　為人民服務

　　《新民周刊》:上海觀眾昨晚的瘋狂狀態，你事前想得到嗎？

　　張藝謀:很驚訝。當時我還喬裝打扮進場，和他們一起看了，就是想看看觀眾反應，我知道在東北沒問題，就是不知道上海觀眾(的反應)。笑聲比我想的要多，這不代表我們高明，而是觀眾迅速進入了正常的觀影心理。他花錢來的，沒想其他的，笑了第一聲后就明白了，導演的意思就是讓我笑的。所以后來有些根本不笑的地方，他們也都哈哈大笑，笑點很低，觀眾很快樂。這時你不應該板著臉說觀眾庸俗，這就是普通觀眾。

　　《新民周刊》:這種成就感是前所未有的？

　　張藝謀:不是成就感。為人民服務，落在實處。

　　《新民周刊》:但是網絡上也有負面評價，有人說這就是一臺拉長了的春晚，有人說這種包袱有點低俗，你會怎么回應這些觀眾呢？

　　張藝謀:拍之前就想到會有這些了。不管什么類型的電影總有很多觀念上的爭論，現在很多人還偏重于電影人文、價值和思想，但我看現在的電影市場上，應該多鼓勵拍一些娛樂類和商業類的電影，我這是為賀歲檔拍的，圖的就是輕松愉快，希望大家以平常心看待。不必要無休止地討論價值觀和思想，如果這種討論離開了老百姓的喜好，就沒意思了。否則知識分子還在討論價值觀，我們的市場都被好萊塢占領了。

　　《新民周刊》:可能在很多人的想象中，你的電影不應該是這樣的，他們對你寄予了厚望。

    張藝謀:我沒拿自己當回事兒，沒想承擔偉大的價值觀，也沒想過要做一個任重而道遠的藝術探索，沒想承擔重大的命題、偉大的價值觀和深邃的思想。我不是為影展而拍攝，也不是為了讓導演揚名立萬，就是讓大家快樂的。我知道很多人對我寄予無限的期望，拿我當旗手，帶領著沖向各個山頭，我擔不起。

　　《新民周刊》:你這樣說，會讓他們有一種被拋棄的感覺。

　　張藝謀:我們先得在這塊土地上站穩了，否則年輕觀眾會迅速失去對國產片的興趣。我們周邊港臺地區已經有了這樣的例子，在臺灣，本土電影等于不好看，年輕觀眾一有了這種概念，無論文化人怎么說好，他們都不去看。電影院那么好的硬件給誰準備的呢，為好萊塢準備的。香港現在也這樣，對于整個亞洲壓倒性的優勢和輝煌，一去不復還。我不是理論家，只是從感覺上來說，電影市場永遠要看年輕人的，上了年紀的人很少去電影院，除非遇到一部話題電影。只有年輕人才經常去電影院，要讓他們對國產電影有興趣，不然樓都蓋起來了，柱子都是別人的。現在大陸成了中國電影最后的陣地，但我們對好萊塢的限制不是永久的，現在只是用限額在卡別人啊。

　　觀眾是誰

　　《新民周刊》:在人們的想象中，像你這樣的大導演來拍這種娛樂片，是一件跌份的事。

　　張藝謀:從市場角度說，拍一下商業電影和娛樂電影，不叫跌份。你別抓著這個，哐哐哐地踹。對于一個娛樂電影來說，你拿著思想和文化，一打一個準。我自己都不把自己當回事，一定要怎么怎么樣。我拍過大家喜歡的有人文內涵的電影，我以后還會拍的，只是要有好劇本。遇到合適的商業題材也可以拍的，我倒認為每一年都該有一些話題電影能夠吸引年輕人的關注，這個比吸引知識分子的贊賞更重要。

　　《新民周刊》:國內的商業片不夠嗎？一年難得看到幾部稍微有品質的文藝片。

　　張藝謀:坦率地說，需要年輕的商業片優秀導演群來挺住這個市場，然后大家才可以百花齊放。有了市場，有了投資，盡可以拍非常個性的、非常有獨立見解的、非常有人文價值的文藝片。但現階段大家該在意商業片，中國年輕導演上來就拍好商業電影的不多，就一個寧浩，太少。

　　《新民周刊》:從《英雄》后你的每部電影都能引起極大的爭議，這是你所期望的嗎？

　　張藝謀:我自己愿意看到嗎？我已經習慣了。這現象很早就開始了，并不只是從《英雄》開始的。第一部《紅高粱》時就這樣，只是沒有通過娛樂和商業方式傳播得這么廣，爭議一直伴隨著我的電影，20多年了，我已經習慣了。債多不愁，虱多不癢。

　　《新民周刊》:你也是慢慢習慣的？

　　張藝謀:對的。一開始很在意，《紅高粱》那時，影評的力量很大，有時看到說電影不好的文章時，會很難受。那時沒有票房概念，就只有評論。那時我們常做的事情就是，新電影首映，請四五十個全國的文化人和評論家看片，然后開討論會，第二天文章一發表，電影人的責任就完成了。導演就美吧，把這些文章一收集，當里程碑一樣地擱起來。

　　《新民周刊》:后來你怎么就習慣了，不在意大家的評論了？

　　張藝謀:因為現在的這些文章是和大眾脫節的。甚至可能有一種觀點，票房數字越高，越代表庸俗，越代表誤導。我們沒有權威標準，觀眾反正是虛擬的詞，有些人又不相信這個(票房)數字代表走進電影院的觀眾，甚至拿這個數字說反話，說它代表了導演的庸俗和墮落。那就沒什么可代表觀眾的，唯有你手上的筆嘛。

　　《新民周刊》:你想過為什么會出現罵聲越高票房越高的現象呢？

　　張藝謀: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想，在沒有一個權威的代表觀眾這兩個字的標準前，權且相信票房吧。如果連這個也不相信的話，我們所說的觀眾成了虛擬群體，人人都在說觀眾，但是到底怎么統計這個群體呢？票房其實是這樣的:第一個億，靠強勢宣傳和品牌象征是可以做到的，那大家說這個不代表觀眾，沒問題；第二億，第三億，就得靠觀眾自己了啊，尤其是年輕觀眾的口口相傳。有朋友說，好玩，你去看吧，比什么都管用。這種口碑真的是靠十幾篇文章影響的嗎？不會吧，那我們影評人就太偉大了。如果大家都說沒意思，第二周票房就下來了，不可能到兩個億的。

　　缺少好劇本

　　《新民周刊》:之前鞏俐在一次采訪時說，現在導演身邊都沒有敢提意見的人了。

　　張藝謀:那不是，這么多年過去了，(我們)不是那么熟悉了。(有人敢和你吵嗎？)不是說當面吵不吵，我要想聽反對意見，那太多了。到網上一搜，每天可以看到一百篇以上，當安眠藥都可以。

　　《新民周刊》:你不把自己當回事，但身邊人都把你當回事啊。

　　張藝謀:那是大家器重我。就像奧運會，多少專家在說啊，要不然怎么有人說，敗了就要我流亡海外，還要到沒有華人的地方。奧運完了后，我還是回到了本行，我一再說，我這次不是故弄玄虛，假裝大巧若拙。我就是拍一個賀歲片，要不2009年空過去了。我閑了三年了，我手癢了。

　　《新民周刊》:科恩兄弟的《血迷宮》很冷峻，一點都不適合賀歲氛圍，你為什么選中它來改編呢？

　　張藝謀:是不適合，它的結尾很荒誕，很黑色。我一開始也打算拍成那樣的，如果真這樣拍了，也就是一個在賀歲檔上演的電影。正好制片人提出用小沈陽，我也想嘗試一下嬉鬧劇和懸疑結合的挑戰。而且我以前沒專門為賀歲檔拍過電影，都是電影拍完后，發行公司把它放在了賀歲檔。這次是我主動想好的，所以一早就想好了最后的片尾曲，有了電影里前半段的嘻嘻哈哈，當然電影后半段還是找回了《血迷宮》那種感覺。我喜歡混搭，在年輕人里很時髦，這代表了現在年輕人多元化的喜好和開放的態度，啥都可以擱一塊了。

　　《新民周刊》:沒再想過拍一部像《活著》這樣的電影嗎？

　　張藝謀:當然想啊，只要大家喜歡，但要碰到好劇本啊。有時選擇不是刻意的，好劇本根本不是滿天飛，很多好的故事早就被電視劇拿走了。現在電視劇搶得快，出錢也多，很多好的作家還在創意中，有個大綱就被買走了，甚至下一部和下下一部都被買走了。現在找一個好劇本真的很難，不像20年前我們第五代的初期，那么多的好小說等著我們挑，現在很多作家刻意沖著30集電視劇的長度寫小說，很少有人愿意濃縮成短的故事。我也看到很多好的小說，都那么厚，無法拍電影啊，要傷筋動骨的。

　　《新民周刊》:你下一部戲《山楂樹之戀》是文藝片，人們都說你計劃好“華麗轉身”了。

　　張藝謀:我根本沒有任何戰略，也沒想過什么轉型，被人們說得好像我有的放矢，壓根不是這樣的。很多時候就是碰上的，我在籌備《三槍》時，半夜一兩點鐘，桌上放著別人送來的《山楂樹之戀》劇本，說是網絡小說改編的。看完后，我掉眼淚了，沒想到這么多年還能碰到能感動我的劇本。一問工作人員，他們說了一大堆，說這個可火啦。有時就是靈光一現，當年在重慶籌備《一地雞毛》，臨時在一個書攤上看到了《萬家訴訟》，就改拍《秋菊打官司》了。

　　《新民周刊》:現在還有像普通觀眾那樣去電影院的習慣嗎？

　　張藝謀:當然，凡是話題電影我都看。我通常都是選當晚最后一場，放廣告時進場，燈亮之前走。

　　《新民周刊》:什么樣的電影是你喜歡的話題電影？

　　張藝謀:現在是《三槍》，前兩周就是《2012》了。　

　　孫紅雷說張藝謀:

　　10年前我認識的導演，一臉的“階級斗爭”，真的像兵馬俑。現在不一樣了，他總是很開心，心胸越來越大，心里也真的有別人了，變得更真誠了，和你有了真正的交流，以前好像沒有人能走進他內心。

　　片尾曲《我只是個傳說》中張藝謀作詞部分:

　　不要瘋狂地迷戀我，我只是個傳說。咱們的世界這么大，事情如此多，你我都說完全明白事實的真相，其實聽到的也就是個，也就是個傳說。

　　不要瘋狂地迷戀我，你只是太寂寞。紅紅的太陽這邊升，月亮那邊落。你我都是這條路上匆匆的過客，其實留下的絕對不是，絕對不是寂寞。

　　王倩(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