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希望奧運會之后的張藝謀能讓人耳目一新，沒想到他徹底走向俗氣，可能轉型太猛，讓大家措手不及。但張藝謀愿意從大片轉向中等片，而且同樣掙錢，這對中國電影工業來說，是有好處的。

　　●以前賀歲檔有“節慶”觀念，是名副其實的“賀歲”，但現在大多數電影并沒有為“節慶”而設。賀歲檔已經變味，人們對賀歲片的期待，和現實產生了距離。

　　●主持人：本報記者 龔丹韻

　　●嘉 賓：石 川(上海大學影視學院教授)

　　龔丹韻：年末，紛至沓來的眾多賀歲檔電影已經聚起一波波熱議話題。尤其是今年的重頭戲張藝謀導演的《三槍拍案驚奇》，輿論一片叫“爛”聲，甚至有人說“爛到讓人胃疼”。您怎么看？

　　石川：我也覺得《三槍》一般，但是站在客觀的影評人立場，我不認為它算“爛片”。張藝謀因奧運會緣故三年沒有拍過電影，現在重回電影市場后，他的目標已經發生了變化，開始走向低端市場，而不是白領都市階層，這和過去的張藝謀完全不一樣。

　　如果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的《紅高粱》、《大紅燈籠高高掛》等是精英導演的代表，追求思想性、深刻性，那么現在的張藝謀則完全娛樂化了，這樣的他可能與一般觀眾的期待產生了某種錯位，這或許是《三槍》惡評如潮的主要原因。就好比本來觀眾拿著錢指望吃一頓滿漢全席，結果到手的只是快餐盒飯。

　　龔丹韻：您的意思是，《三槍》如果由一位無名小導演來拍，輿論反應就不會有這么多批評？

　　石川：很多人希望奧運會之后的張藝謀能讓人耳目一新，沒想到他徹底走向俗氣。現在，他并不想通過電影表達什么主題和意義，就是一場娛樂，但可能轉型太猛，讓大家措手不及。

　　過去的賀歲檔喜劇片，周星馳是無厘頭搞笑，馮小剛是溫情+方言+自嘲，而今年馮小剛不拍了，喜劇出現空檔。張藝謀如果要拍，必然不會重復周星馳和馮小剛的風格，于是他想到了用二人轉+春晚+武林外傳+血迷宮拼成一個笑料，做出來的東西確實有點怪。《三槍》的象征意義在于，它不是大片，而屬于中等投資影片。在中國，中等投資規模的影片并不多，張藝謀愿意從大片轉向中等片，而且同樣掙錢，這對中國電影工業來說，是有好處的。

　　龔丹韻：卓別林時期的默片沒有任何花哨，卻成一代經典。我們老一代的輕喜劇電影《馬路天使》等，都能讓人笑中帶淚。相比之下，《三槍》只有蒼白空洞的搞笑。這樣的喜劇電影究竟怎么評價？

　　石川：電影的消費環境和文化背景已經變了。卓別林的片子在歷史中被神圣化，成了樣板，真把它放到現在市場，有多少人愛看？觀眾的口味一直在改變，時代背景不一樣，兩者之間沒有可比性。為什么一定要被感動，就不能哈哈一笑把它忘掉？這種文化也是需要的，所以惡搞片一直受市場歡迎。

　　就喜劇來說，哭中帶笑是一種，無厘頭也是一種。后一種屬于喜劇里的“鬧劇”形式，把一切嚴肅的、真實的、人物性格發展的必然邏輯，全部打碎。這種“鬧劇”元素，并不常出現在國產影片中，而是存在于春晚和二人轉中，所以一下子把它放在電影里就變得很突然，和過去理解的電影完全不一樣。

　　這其實是一個“場”的概念。就好比你穿著睡衣，站在家里那很正常，現在卻站在了南京路上，大家都覺得奇怪。電影院這個“場”還是精英人群居多，心態上會主動尋求溫情、意義、崇高感，一旦把二人轉的東西給這部分人群看，這不是擰著來么？觀眾發現影片不符合自己想象，找不到滿足感，就會用開罵來宣泄。以后這種“爛片”還會有，說不定會帶領中國市場，只不過目前《三槍》還太新，和大眾過去的觀影經驗都不一樣。當年的《唐伯虎點秋香》剛開始大家都罵得底朝天，但是慢慢就能接受了。香港的王晶拍了很多爛片，卻自有他的目標觀眾群和市場。

　　龔丹韻：那么影片的好壞究竟有什么標準？

　　石川：后現代文化認同標準的多元化，就連專業領域也是如此，站在不同的出發點，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觀點。但是共性也是有的，從專業影評角度說，不能孤立地評價電影，而是要放在歷史文化中去看待。比如《三槍》，不能像看藝術片一樣去看它是否獨特、有深度，而是要看樂子做得是否精致，《三槍》在這一點上做得并不粗糙。我覺得更差的是《刺陵》，劇情的邏輯性、人物性格、前后的對應觀念，都做得不對。質量一般的電影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平庸但沒有大毛病，另一種是連基本元素都沒到位。《三槍》屬于前者，《刺陵》屬于后者。所以電影基本的質量好壞，影評人還是依賴一個專業的知識背景。

　　不過一般大眾并不是這么看電影的，而是通過原有的觀影經驗進行評判。很多電影人更高興市場一片叫罵，這樣票房反而更高，謾罵已經成為電影的消費元素，為大眾文化提供談資。影評脫離了影片自身，其中真正理性分析的并不多。《三槍》說到底就是娛樂事件，是大眾語言的狂歡。

　　其實文化審美也已經分化了。比如說《第九區》北美票房一億多美元，好評如潮，我們這里才一千多萬元人民幣。它與過去想象的科幻片完全不同。我們認為的科幻片應該是《2012》那種，山崩地裂、場景宏大，《第九區》卻用紀錄片的手法來拍科幻片，定位人群又是高端觀眾，國內能夠接受的人群比較小眾。還有些影片本身很一般，但是偶然會與某些觀眾有共鳴元素，于是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代際審美已經非常分化，但我還是希望針對大眾文化的新現象，影評人應該尋找新的闡釋角度和評價方法。

　　龔丹韻：今年的賀歲檔影片普遍都不叫好，是不是賀歲檔質量迎來了一個新拐點？

　　石川：現在下結論為時過早，一月份左右，還有一批新片要上檔。以前賀歲檔有“節慶”觀念，是名副其實的“賀歲”，但現在大多數電影并沒有為“節慶”而設。比如今年就有一批本來在十月上檔的電影，拖到了賀歲檔。賀歲檔已經變味，檔期沒有主題，成了大雜燴，甚至有人說就是“搶錢檔”而已。這種背景下談賀歲檔已經沒有意義。人們對賀歲片的期待，和現實產生了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