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讀到孟繁華的《面對“新世紀文學”的心情》(2009年11月11日《中華讀書報》)一文。在文中，他說道：“被賦予‘深刻意義’的文學在今天確實不會被人們特別關切了。因此，中國當下文學著作印數的下跌和批評家的無關緊要，就不應看做是個別的例子，它恰恰是全球性的共同問題。同樣道理，即便文學昔日的地位無可挽回，那么，也誠如柄谷行人所說：文學還會展示它固有的力量。”

　　什么樣的態度對于當下批評是真正重要的呢？在文中，孟繁華引用了洪子誠的《批評的尊嚴》一文的觀點。洪子誠說：“在這篇讀后感性質的文章的標題里，我用了‘尊嚴’這個詞，來概括讀丸山昇先生著作之后的感受。這確有一些躊躇。在我們生活的許多崇高詞語貶值或變質的時代，這個詞可能過于重大，但也可能過于媚俗。不過，如果從堅持某種目標和信念，通過‘抵抗’形成某種屬于自己的獨立方式，不斷尋求對于‘事實’的接近這一點，使用這個詞應該是恰切的吧。”(《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2期)

　　孟繁華詮釋這段引文時說：“我知道，這個交代除了洪老師的謙虛和溫和之外，事實上也隱含了他對中國當下批評沒有言說的看法。在這個意義上，‘尊嚴’這個詞就意味深長了。”對于當下中國批評，洪子誠的“沒有言說的看法”是什么？為什么孟繁華會認為“尊嚴”這個詞“意味深長”？洪子誠對“批評的尊嚴”的定義是明確的，即“堅持某種目標和信念，通過‘抵抗’形成某種屬于自己的獨立方式，不斷尋求對于‘事實’的接近”。這就是說，批評的尊嚴來自于批評家在批評活動中通過“抵抗”實現自己的批評主體性。喪失尊嚴的批評，是因為喪失了“抵抗”而喪失主體性的批評。

　　批評家所要“抵抗”的對象是什么呢？洪子誠說：“‘抵抗’所面對的，大概可以歸納、想象為這樣的一些內容：僵硬的思想框架，強大潮流的裹挾威力，正義感宣泄的自我滿足，與潮流保持距離的孤立恐懼，對自身位置、能力的虛妄判斷，等等。”為了保持“抵抗”的意識，批評家不僅要擁有正面闡釋和推動思潮的思維方式，而且要堅持質詢、糾正思潮的思維方式，后者有時更重要：“當隨聲附和之聲在空中到處飛舞，模糊并掩蓋存在的裂縫、偏差、扭曲的時候。此時，揭發偏差、扭曲，就是堅持獨立立場的清醒者所應承擔的工作。”因此，建立批評尊嚴的抵抗，“就不是將自己無保留地交付某種方向、立場、陣線”，“不是瞄準新的可能性一口氣飛躍”，“而是確認自己當前的所在的地點和自己的力量，然后一絲不茍地干該干的事，從中尋求前進的保證”。

　　根據我的理解，“有尊嚴的批評”，是一種抵抗的介入力量，而不是順從的飛躍活動。當下中國批評的頹敗，就是因為“掌握話語權”的少數批評家“將自己無保留地交付某種方向、立場、陣線”，“瞄準新的可能性一口氣飛躍”。因為“交付”，喪失了“抵抗”；因為“飛躍”，喪失了“介入”。在這雙重喪失下，當下批評喪失了基本的尊嚴而變為某種“立場、方向、陣線”的“利益附和物”。

　　因為“交付”和“飛躍”，當下的一些“權威”批評家酷愛用“前所未有”一類獨斷的大套話作論斷。“前所未有”是我們能講的嗎？這是上帝的語言。在這個地球上，有多少東西被毀滅了？又有多少東西還掩埋著？“前所未有”只有上帝才知道。不用說對整個中國文學，就是對六十年共和國文學，用“前所未有”作論斷也是不負責任的妄言臆斷。姑且不說這些“權威”批評家的“當代文學視野”至今仍然限于內地漢語作家，對于港澳臺作家和非漢語作家是盲視的；就是對于“朝夕相處”的內地作家，這些批評家的看法在這30年來也是翻云覆雨，朝秦暮楚的。在此前提下，我們的“前所未有”何從談起？又如何可靠？如果一位批評家“在幾十年間對一茬又一茬的作家一律叫好”(王彬彬語)，對于他10年前狂批《廢都》、10年后飆捧《廢都》，我們自然不當矯情地說“很潮很意外”。但是，現在這位批評家更以狂飆的姿態向我們拋出“當下中國文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無論這“前所未有”是以五千年中華史為界，還是限于當代中國六十年)，我們還有理由肯定這位批評家是真誠而負責任的嗎？不，我們只能說這位“交付了自我”的批評家在“瞄準新的可能性一口氣飛躍”。這樣的批評“飛躍”，雖然可以達到文學之外的某個目的，但是絕對不能介入當下中國文學的真實。羅蘭·巴特曾說“寫作是一個不及物動詞”。這種“飛躍”的批評，確實將當下中國批評變成了“不及物動詞”。這樣言不及物的批評，是沒有尊嚴可言的。

　　用蘇格拉底的話說，有尊嚴的批評是做牛虻的工作。在真誠的抵抗的介入中，有尊嚴的批評本身就是一種現實力量，它不僅對于文學，而且對于社會整體，都會產生積極的構成力量。批評的尊嚴的喪失，就是批評因為順從而依附，從而喪失了自身的現實力量。因此，重建批評的尊嚴，就是通過重建批評的抵抗機制而重建它的社會有效性。這樣，當下中國批評才能走出“我們這代人的宿命”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