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民間”

　　“很多人說莫言是官方作家，我在中國文化部藝術研究院工作有一份工資，余華、蘇童都有工資，享受福利醫療。這是中國現實。”

　　本刊記者/楊時旸 陳曉萍

　　莫言現在開始忙碌起來，新長篇《蛙》出版之后，已有各媒體約訪。他穿著舊毛衣坐在自家的客廳里，背后的墻上貼著女兒不久前結婚時的喜喜字。這個講故事的高手面對媒體早已駕輕就熟，問題不用說完，他就會給出答案，細節豐富，觀點清晰。

　　告別時，莫言對記者說，“不用動那些椅子，下午還有人來呢。”

　　“越是敏感題材，越要塑造獨特形象”

　　中國新聞周刊：你曾經在講座中說過，這部《蛙》回應了西方對于“中國作家不敢面對敏感題材”的批評？

　　莫言：也不完全是，這只是一個很小的原因。主要還是我的一個姑姑是一個婦科醫生，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到現在退休，還有很多人找她，一輩子非常曲折。她是我生活中非常關注、讓我非常感動的人物，最終要寫出來。

　　小說最主要的并不是要表現計劃生育這個題材，還是要利用這個題材來塑造我姑姑這樣一個獨特的形象，我想這可能是小說家最高的追求。越是這樣的敏感的題材，越有可能讓自己的人物處在風口浪尖上，處在這種極富沖突感里邊。

　　中國新聞周刊：這個小說里有很多隱喻，比如蛙是娃的諧音，養蛙廠和背后的代孕公司等等，這些是你有意設計的嗎？

　　莫言：我沒想得這么明白，只是隱隱約約覺得這些之間有某種聯系。其實“蛙”是我們先民的一種原始崇拜，一種圖騰。先民最重要的就是生存，繁育后代和獲得食物——食色性也。直到現在我的故鄉里還有蛙崇拜的這種痕跡。像高密的泥塑里有胖娃娃，雙腿之間要抱著一個青蛙。所以小說叫這個名字。

　　中國新聞周刊：小說中的寫信者蝌蚪，一直在為姑姑做很拙劣的辯護，這是因為這個敏感題材所做的一種平衡嗎？

　　莫言：也不是為了平衡，還是站在相對超然的立場上，來評價計劃生育這個事情，我們不能一邊倒，只展示一個個生命被毀滅的過程，那樣，計劃生育就是一個惡法，一個極不人道的政策，這是不客觀的。實際上計劃生育應該有它的正面意義。大的角度來講，和戰爭一樣，有大人道和小人道。

　　辯護的拙劣本身就是一種態度，本身就產生一種反諷。

　　中國新聞周刊：《蛙》的語言不再有你之前作品的那種典型的狂歡化風格，這是你有意的嗎？

　　莫言：最初廢掉的15萬字還是狂歡化的語言，我覺得不能總是那樣，要改。有意壓低調地去寫，用正確的語言去寫。

　　我也不是一拿起筆就像野騾子撒歡一樣，也可以收斂著寫。我當然喜歡那種狂歡化的語言，太過癮了，可以一日萬言。

　　中國新聞周刊：有人說中國作家過了50歲創作力就大不如前，你有這感覺嗎？

　　莫言：寫長沒有問題，一天寫三千字，一年一百萬字了。寫作時間長了，你的經驗越來越多，匠氣就會出來，包括你的記憶力衰退。寫小說要有記憶力，要從你這個記憶庫去尋找寫作素材，找詞匯、找比喻。記憶力衰退了，就慢慢地不行了。

　　我們承認畢竟一個人總是有限度的。

　　“想和其他作家都拉開距離”

　　中國新聞周刊：你現在仍被貼上了“中國馬爾克斯”的標簽，馬爾克斯對你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莫言：表面上看就覺得我受馬爾克斯影響最多，因為有超現實的情節，但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這樣的小說，跟我熟悉的生活很接近。土改、革命、中農、共產黨，這樣的小說才讓我知道了什么叫真正的現實主義小說。而我們解放以后所謂的革命現實主義是虛假的，站在階級的立場上寫的，而不是站在人類的立場上寫的。這樣的現實主義是狹隘的不真實的。

　　中國新聞周刊：你當年在寫《檀香刑》的時候，用那種鄉土的語言，民間戲曲的語言。你在后記里說，這是你大踏步的倒退。我個人覺得像是以退為進的策略？

　　莫言：其實是想從文壇往后退。想和其他作家都拉開距離。不要大家都在一塊，寫的東西都差不多。

　　從熱鬧的地方往后退一點，作家就是應該像鯨魚一樣，穩重的，一個人在深海里呼吸。只有鯊魚才成群結隊，老虎也獨來獨往。其實文壇沒有方向的。

　　中國新聞周刊：你之前那種狂歡式的語言方式和民間戲曲有關系嗎，還是受到其他的影響？

　　莫言：那種語言和文革有關系，那會兒都在廣場上演講，文革期間紅衛兵大辯論，口吐白沫的。口才好會被人敬佩不止，文革期間的語言就是一種氣勢，大排比、空洞。語言的一種狂歡，大量的形容詞，語言的霸氣。

　　我的語言風格是雜糅的，中國古典文學的語言對我肯定有影響，早期小說里邊受到元曲的影響比較深。元曲一韻到底的氣勢是有點狂歡的味道，這種東西我覺得很過癮。再一個是古典小說，另外就是民間戲曲。

　　民間口頭語言，我想著這個是最重要的。農村有很多文盲，但是口才極好，說話非常生動。我當時特別夢想長大了到集市上說書去。家里人罵我說我“熱鍋里炒屁”，閑我說話太多了。

　　中國新聞周刊：你的小說是對民間性的一個佐證，民間視角，新歷史主義還有民間語言，但是你對“民間性”這個概念有所懷疑？

　　莫言：民間性，到底民間是指什么？過去我想多數人感覺是底層、農村，偏僻落后就是民間的；再有就是和官方對立的、在野的——非官方的就是民間的。尤其是詩人里，官方詩人能在主流的詩刊上發表的，在油印的發表的是民間的。這和出身沒有關系。

　　后來慢慢我覺得民間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不要把底層農村簡單的理解為民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民間。

　　中國新聞周刊：你的小說所涉及的都是農村的變革，你已經在城市居住這么長時間，對于城市和當下并沒有涉及，是不屑去寫還是無從下筆？

　　莫言：是無從下筆吧。生活在城市里處處感覺到城市的虛偽壓抑和弊病，但還輪不到寫這些，已經想得很成熟的題材在排著隊呢。

　　事實上城市也已經滲透到我的小說了，每一部小說都有所體現。像《豐乳肥臀》的后半部分，《蛙》的第四部分以后。廣義上來講，80年代以后，中國才開始向城市化轉變的。

　　中國新聞周刊：說到《豐乳肥臀》，當初也引起很大爭議？

　　莫言：如果你讀我一本書，就讀《豐乳肥臀》。新歷史主義的，延續了紅高粱家族很多的東西，比如家族、歷史、鄉土；也有后現代的，上官金童這種人物，戀乳癥就是一種象征隱喻；歷史跨度一直延伸到90年代，還涉及官場腐敗；荒誕的也都有了。

　　出版社說這個名字出來肯定有麻煩，最起碼有人說追求商業利益，用這樣的書名勾引讀者。我想還是沒法改，這個小說的題目確實很難改，和內容太貼切了。大家都能感受到微弱的嘲諷的味道。

　　當時題目本身就讓小說面臨一種被槍斃的命運。要是換個題目叫《金童玉女》之類的，沒準得茅盾文學獎了。

　　中國新聞周刊：你現在已經被故鄉綁架了，是吧？比如，你這個年紀已經被故鄉的人做了莫言文學館、故居等等？

　　莫言：我這文學館，也沒有宣傳的這么厲害，以前有個舊的，在那空著，有一幫退休的老同志，都是我大哥的同學們，他們沒事干，就搜集一些資料。很多我扔掉了的東西，他們搜集。最開始成立莫言研究會，我就反對。他們說這跟你沒有關系，我們要研究莫言你管得著嗎。后來越做越大。只好認可了，只好支持他們。

　　我在開館儀式的時候講得很清楚，后面這個樓里的莫言和站在這的莫言基本不是一個人，那里面用很多夸張的語言表揚的語言。我內心深處很清楚，永遠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吃幾碗米飯的。

　　中國新聞周刊：在今年法蘭克福書展上，你和其他一些中國作家集體離席，你為此受到很多批評？

　　莫言：沒有辦法。我看有的人說秦暉教授怎么沒有離席，他是單獨由德方邀請的。我是新聞出版署和作家協會他們讓我去的，我屬于代表團團員。

　　很多人說莫言是官方作家，我在中國文化部藝術研究院有一份工資，余華、蘇童都有，享受福利醫療。這是中國現實。國外無論在哪都有保險，在中國如果沒有職業，生病我治不起啊。外國人罵還可以理解，中國同胞自己罵就太不像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