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話語系統不僅影響著當代文學的評價，亦對當代文學的創作發揮著重大作用，價值多元化中的中國當代文學，應該如何認識自我，如何自我反省，從而取得新的發展是我們推出這一系列的初衷。我們將陸續專訪有關學者、批評家、翻譯家、作家及廣大讀者，希望這些中國當代文學的親歷者參與爭論，更多的聲音和更深入地解讀，能夠讓我們更接近中國當代文學的真實面貌。

　　陳曉明：

　　這個時代的文學讓我感到驕傲

　　陳曉明 1959年2月出生于福建，1990年獲文學博士學位。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十余年，2003年起在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當代先鋒派文學和后現代文化理論等。出版有《無邊的挑戰》、《不死的純文學》、《德里達的底線》、《中國當代文學主潮》等10多部著作。并任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等職。

　　“首先我要說明，我提出的‘中國文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一說法是有時間范疇的，所說的是新中國建立60年來，并不是要與魯迅、沈從文所在時代的中國文學高度相比較。”11月27日，記者專訪了著名文學批評家陳曉明，2009年歲末，他是中國文學界的焦點人物之一。

　　與陳曉明的交談從一杯茶、一本書開始，他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從容、寬厚的，同時也是嚴謹和審慎的，因此，在有關“中國文學高度”的話題開始之前，他首先厘清了自己提出那樣一種觀點時所在的語境。

　　那么，陳曉明視角下的中國當代文學究竟何以用“前所未有的高度”來加以修飾呢？為什么在幾乎人人唱衰中國當代文學現狀的時候，他卻反其道而行之？

　　作為一名研究了30余年中國文學的批評者，陳曉明通過自己的觀察和分析，以四個方面的理據作為個人觀點的支撐，它們分別是：

　　其一、漢語小說有能力處理歷史遺產并對當下現實進行批判：例如，閻連科的《受活》。其二、漢語小說有能力以漢語的形式展開敘事；能夠穿透現實、穿透文化、穿透堅硬的現代美學，如賈平凹的《廢都》與《秦腔》。其三、漢語小說有能力以永遠的異質性，如此獨異的方式進入鄉土中國本真的文化與人性深處，如此獨異的方式進入漢語自身的寫作，按漢語來寫作：例如，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其四、漢語小說有能力概括深廣的小說藝術：例如，莫言的小說，從《酒國》、《豐乳肥臀》到《檀香刑》、《生死疲勞》。

　　“西方文學在西方的浪漫主義傳統下是‘向內走’的，深刻揭示了人的內心情感、自我等等心理上的東西；而我們中國的歷史是一個充滿了悲劇命運的歷史，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歷史當中，和歷史如此之深地結合在一起，個人不可能疏離出來，所以我覺得，‘向外寫’是我們中國的文學所發展出的自己的經驗。但是，它依然面臨一個難題，我們很難去寫社會主義，從整體上去考慮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今天所面臨的轉型，以及它所具有的可能性。這就是我所說的第一個問題：如何處理社會主義革命遺產的問題。 ”陳曉明說，閻連科的小說《受活》出版后，他認為中國作家已經具有了處理歷史遺產并對當下現實進行批判的能力，“《受活》的主題太深刻了，甚至超出了作家本身所構思的東西，深刻闡述了社會主義最關鍵的轉型和變化。我認為《受活》將作為一部紀念碑式的作品在中國的歷史上留下來。到現在為止，很多人還沒有認識到這部作品的重大價值。如果真的存在所謂的文學的世界水平，我覺得閻連科代表了一種非常具有高度的后現代的文學表達方式，絲毫不遜色于《百年孤獨》，這種作品給人的震撼和沖擊是非常強大的。 ”

　　同時，賈平凹的《廢都》與《秦腔》也是中國文學高度的體現，陳曉明認為，賈平凹解決了一個問題，即，中國的作品如何能夠回到本土，在本土的基礎上，寫出漢語言文學的魅力、特點。他說：“《秦腔》是非常獨到地表現了中國當下的歷史，而且那種敘述方式很難轉譯為外語。他的作品充滿了中國漢語書寫的詭異之氣，這點要從漢語書寫的意義上去理解他才能夠把握他的力量。 ”

　　陳曉明發現，當下的幾位一流作家，如閻連科、莫言、劉震云等，在最近幾年回到漢語書寫的意識越來越強�！敖裉斓默F代白話小說都是深受西方影響的，包括受西方翻譯小說的影響，但是，這些作家始終在尋求漢語的個性表達，這與他們的文化記憶以及他們身處鄉土中國的經驗是結合在一起的，而這種經驗改變了現代白話小說。 ”在他看來，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很“奇怪”，其中描寫了無數的人物，每一個人的故事都與另一個人牽扯著，人不是被自己所牽扯，而是被外部世界牽扯、被他人牽扯的。 “重要的是，劉震云的敘述是以漢語的方式展開的，其中顯示出他強大的、寬廣的寫作能力，筆下的每個人物都是活靈活現的，主題充滿了歷史的反諷，非常深刻。 ”因此，陳曉明表示，這些作家回到了漢語書寫中，用漢語的方式來寫作，這是對世界文學的貢獻。他說：“能夠作出這種評價的只有我們身處在漢語中的人，以漢語為母語的人，我們能夠認識到這些作品的偉大價值，這個價值是與我們的傳統，我們的經驗，我們面對的當下現實相連的。 ”

　　而第四方面以莫言為例，陳曉明認為，莫言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寬廣的作家，這個強大在于他深深了解西方的小說；另一方面，他又非常有意識地把中國傳統的文化經驗融到自己的寫作中去。比如《生死疲勞》《檀香刑》等作品，都可以看出莫言在將傳統的東西不斷地融進去，試圖去尋找漢語言的新鮮的感覺。“比如他的新作《蛙》，書寫得依然那么從容和淡定。其中的處理方式完全不是西方小說模式所有的。 ”

　　“我為什么只舉這些作家，這些作品，需要強調的是，無論是談文學的高度也好，還是談大作品大作家也好，我的態度都是非常慎重的。我只談這幾位作家，這幾部作品，至于其他的如何，那另當別論。我認為，一個時代有幾位大作家、幾部大作品，那么已經足夠體現這個時代的水平，能夠撐起它的高度。 ”陳曉明表示，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年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出來后，他的“中國文學高度”的想法才完全成熟起來，“能夠有這幾部作品，我覺得這個時代的文學是很讓我感到驕傲的。 ”

　　我們需要中國學者的立場

　　12月12日，陳曉明在個人博客上發布了一篇題為《有一點中國立場如何？ 》的文章，他在文章前寫了這樣一段話：“我最近引起廣泛爭論的所謂的‘中國當代文學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招致一大堆的批判圍攻。這里是我首先要表達的觀點，那就是‘有一點中國立場如何？ ’”陳曉明在接受本報專訪時，第一個談到的問題正是 “為什么需要中國學者的立場”。

　　“西方學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評價很低，將中國的文學看作政治的產物，他們有他們自己標準下的文學。 ”陳曉明說，文學是語言的構造物，“作家每寫一個句子，都要修改很多次，甚至標點符號的變化都可能會令文本出現很大不同。中國的文學必須是中國人才能夠體味其中的微妙，比如趙樹理式的文學語言，那種口語化的、戲曲化的語言，是西方學者很難理解的。 ”

　　在陳曉明看來，歷史發展到今天，在評價中國文學的時候，卻沒有中國理論批評研究者自己的觀點立場，這不得不令人有所反省。

　　“夏志清的 《中國現代小說史》具有很大的影響，在重新發掘張愛玲、沈從文以及錢鐘書的文學史地位等方面，他的論述確有其價值，重寫文學史從一個側面打開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新空間，在他之前的中國文學史闡述往往過于簡單化，而他把文學性的東西釋放了出來。 ”但是，陳曉明提醒說，“重寫”只是把被壓抑的被放逐的作家重新召回，抬高；而把原來的主流意識形態確認的文學壓抑下去，給予政治性的封閉，這與此前的封閉不過是調了一個包。

　　陳曉明認為，反思中國當代文學首先要找到反思的依據，“我們根據什么來下斷語我們要反思中國當代文學？我們根據什么要說我們的當代中國文學出了嚴重的問題，或得了不治之癥？我們今天來清理或評價中國當代文學，就要有清醒的學理的立場，也應該有中國自己的立場。 ”

　　他強調，自己并不是反對學習西方，也不是反對西方學者批評中國當代文學，“這100年來，我們大量地受西方的影響，我覺得應該吸取西方的經驗。我也贊成在方法上完全可以大膽學習西方，這個知識的譜系是非常密切地糅合在一起的，沒有中西學術的交融是不可能的。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讀西方的東西，沒有任何一個西方的學者會用2/3的時間來學習中國，而中國的作家，如莫言、閻連科等，都是在充分學習西方的基礎上進行個人寫作的。不過，另一方面我們要看到，確確實實到今天我們突然面對中國所謂的60年，我們發現我們的中國立場沒有了，我們對中國文學的評價找不到中國的立場，也沒有中國的話語方式。在今天我們如何看中國立場？我們不能連一點點中國的立場和我們的話語的肯定性能力都沒有，我們怎么能從自身的經驗中找到確認我們價值的那種途徑”。

　　幾個月前，陳曉明與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進行了一場小型的對話會。對話會期間，杜維明提出，西方學者都有“知識譜系”，但中國當代學者是沒有“知識譜系”的�！斑@句話是很刺激我的。我覺得我從21歲的時候開始讀康德、黑格爾，一直到今年我還出了一本關于德里達的書，我非常清楚我做這項研究面對的知識譜系是什么，但作為中國的學者，我又確實不知道怎么從老子、孔子再到馬克思、�？坪偷吕镞_來建構一個協調而清晰的知識譜系。因為知識譜系的不清晰，我們的立場和方法也并不明確。 ”

　　陳曉明認為，上世紀80年代以后的中國文學，不可以簡單理解為回到世界文化的語境中就了事。他提出，要牢牢記住，中國的文學經驗，沒有這一點，就無法在自己的大地上給中國文學立下它的紀念碑，“也就是我們永遠無法給出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準則，因為，依憑西方的文學價值尺度，中國的文學永遠只是二流貨色。但誰來依憑西方的尺度呢？是我們嗎？我們為什么只有這一種尺度呢？是否有可能，有意外，漢語言文學的尺度會有一點例外呢？ ”

　　今年4月，由陳曉明撰寫的《中國當代文學主潮》一書出版，作為身處中國當代文學現場的當事人，陳曉明希望找到一條屬于中國自己的文學研究道路。在他看來，中國當代文學已經臣服于西方美學的規訓和尺度太久了，而后者實際上已經枯竭。 “一方面是客觀，西方文學本身給出的可能性已經極其有限了；另一方面是主觀，中國的文學累積的自身的經驗也已經有一些了，僅就這些也難以為西方漢學家和翻譯家識別了。中國的文學如果僅僅參照西方現代小說的經驗，永遠不會達到令人滿意的狀態。 ”

　　陳曉明多次強調，自己并不是呼吁拋棄西方現有的理論，而是認為，應當在吸收西方理論及知識的基礎上，對由漢語這種極富有民族特性的語言寫就的文學，它的歷史及重要的作品，做出中國的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