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帶走世紀絕學

　　傳記作家李輝寫道：“當一種文化不斷被破壞、不少傳統工藝面臨消亡危險的時候，人們欣喜地發現，還有一個王世襄在。”如今，王世襄已不在

　　11月28日，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王世襄先生駕鶴西去，享年95歲。

　　他被稱為著名文物專家、學者、文物鑒賞家、收藏家，甚至“京城第一玩家”，留下了《明式家具珍賞》《明式家具研究》《髹飾錄解說》《中國古代漆器》《竹刻藝術》《竹刻》《明代鴿經清宮鴿譜》《北京鴿哨》《說葫蘆》《蟋蟀譜集成》《錦灰堆》等幾十部專著。

　　“家具、髹漆、竹刻三門，尤稱絕學。”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傅熹年撰文評價，“王世襄先生除對那些已近于文物中‘顯學’的書畫、雕塑、金石、建筑諸方面有精深的研究和豐富的撰述外，尤致力于那些當時尚較少有人注意的領域，包括家具、樂器、漆器、匏器、刻竹、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則例等具有一定工藝性質的文物乃至介于文物與民俗之間的種種器物，如豢養鴿、鷹、犬、蟋蟀等的專用工具等，都有琳瑯豐富的收藏和深入系統的研究，撰成多部專著，填補了這些方面的空白，在文物學家中獨樹一幟，成就卓越。”

　　“王老是難以復制的，”北京三聯書店前總編輯董秀玉對本刊記者說，“他家學淵源，中西學貫通，自幼熏陶的審美情趣和人文素養底子深厚，對于詩詞繪畫、古琴書藝以及各種傳統工藝有著一種近乎癡迷的愛，又有著幾十年的摸索、把玩、比較、研究，這種累積和深化，有很強的經驗性，加上他以那種近乎本能的對中國傳統藝術的美的癡情去研究總結，才能在明代家具、漆器、竹刻等諸多方面修成世紀絕學。”

　　“可惜了！”中國現代文學館前館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舒乙向本刊記者回憶，“王先生手里面還有很多題目，都來不及做了，他肚子里的東西還有很多。”

　　走上治學之路

　　“有種說法是‘培養一個貴族需要三代’，王世襄正好是第四代。”舒乙說。

　　1914年5月25日，王世襄在北京出生。他的伯祖王仁堪是清光緒三年丁丑科狀元。王世襄的父親王繼曾畢業于南洋公學，1902年隨中國駐法公使孫寶琦前往法國進修；1909年回國后，一度擔任軍機大臣張之洞的秘書；1920年出任駐墨西哥使館公使兼理古巴事務；任滿回國后，又曾在孫寶琦執政的北洋政府擔任過國務院秘書長。

　　王世襄回憶說：“祖上三代，有進士出身、治理一方的重臣，有狀元及第、直陳時弊的循吏，也有躋身洋務、從事外交的使節。他們的官宦生涯，尤其是在鴉片戰爭后內外交困的時局中養成的‘通達時事’、兼備中西、注重實際的辦事作風，無疑對我的成長和后來的治學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

　　王世襄的母親金章來自江浙兩省交界南潯小鎮的一個富有家庭。1900年，金家兄妹遠赴英國留學，前后歷時五載，在當時是少有的。

　　父母對王世襄的學業很關心。小的時候，家中有私塾老師教古漢語、經、史和詩詞等。1924年父親又專門送王世襄到北京干面胡同美國人為自己的子弟辦的學校讀書，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

　　王世襄晚年在《北京鴿哨》自序中自嘲道：“我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荒于嬉。秋斗蟋蟀，冬懷鳴蟲，韝鷹逐兔，挈狗捉獾，皆樂之不疲。而養鴿飛放，更是不受節令限制的常年癖好。”

　　“他小時候比較調皮，愛玩兒，而且他家境好，有條件玩兒。只要對他有益處，他的母親也不反對。”與王世襄交情頗深的舒乙說，“那時候，北京的‘貴族’里有很多玩耍的項目，他都很熱衷，也學會了很多東西。”

　　1934年，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學。王家在學校附近擁有一大片菜園子，那里是王世襄種葫蘆、養鷹、養狗、養鴿子、邀請玩家雅聚的世外桃源。

　　王世襄在《燕園景物略》中寫道：“予來燕京四年，不憚霜雪，不避風雨，不分晝夜，每于人不游處游，人不至時至，期有會心，自悅而已。”

　　1939年春天，王世襄的母親金章去世，這成了他人生的一個轉折點。“他母親去世后，他有一種‘醒悟’，應該用功鉆研學問，讀了三年研究生，研究美術史。”舒乙說。

　　1941年6月，王世襄從燕京大學研究院畢業，以論文《中國畫論研究(先秦至宋代)》獲得文學碩士學位。他在家著書，又于1943年完成了《中國畫論研究(元、明、清)》。

　　在研究生期間，他結合捕鷹、馴鷹、放鷹的實際體驗，在《華光》雜志上分三次連續發表了有關玩鷹的文章。“他國學底子非常好，研究美術史的過程得到了科學的方法論，走上治學道路后，他能看出這些玩兒的東西當中，蘊含的文化和學問。”舒乙說。

　　追索被劫文物

　　1943年11月，王世襄離開北平，穿過日軍封鎖線，輾轉來到四川，在重慶聚賢新村中央研究院辦事處見到了主持中國營造學社工作的梁思成，在梁思成的介紹下，王世襄見到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

　　王世襄晚年回憶說：“這次進謁，傅先生只說了兩句話。第一句問：‘你是哪個學校畢業的？’我回答：‘燕京大學國文系本科及研究院。’傅先生說：‘燕京大學畢業的不配到史語所來。’”

　　在梁思成的安排下，王世襄到中國營造學社任助理研究員。1945年8月，日本投降，王世襄經馬衡、梁思成的推薦，擔任南京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下稱清損會)平津區助理代表，北上開展追還被敵偽劫奪的文物。

　　從1945年9月到1946年10月，王世襄參與收回了6批文物，包括德人楊寧史青銅器、郭觶齋藏瓷、美軍德士嘉定非法接受日人瓷器、朱啟鈐存素堂絲繡、溥儀存在天津張園保險柜文物和海關移交德孚洋行物品。

　　1946年11月，“勝利后第一屆文物展覽”在南京舉辦，會后召開清損會會議，決定派王世襄赴日交涉索還戰時損失文物。與會的傅斯年又對王世襄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你去日本工作，追索文物應當和在平津區一樣，要非常非常aggressive(有進取心)。”第二句是：“那年在重慶你來見我，我不知道你還能辦事，如果知道，我就把你留下了。”

　　王世襄回憶說：“我受寵若驚，十分感激。但心中清醒，并未得意忘形。傅先生所謂留下我，是派我做一些辦公室總務處的跑腿聯系工作，而不是學術研究。他對燕京大學畢業人員不配進史語所的信念是根深蒂固、堅定不移的。我自恨緣慳，一生只聽到傅先生講過四句話。”

　　1946年12月到1947年2月，王世襄克服重重困難，把存放在東京上野公園的中央圖書館的107箱善本書，用汽車運到橫濱碼頭，再用輪船運回上海，最終使這批經過戰火洗禮的國寶完璧歸趙。

　　王世襄從日本回國后，辭去了清損會的職務，回到故宮工作，并于1948年夏赴美國、加拿大考察博物館一年，一心想把故宮建設成現代博物館。他本人沒有想到，那段追討文物的經歷，反而給他帶來了冤屈。

　　“昂首猶作花，誓結豐碩子！”

　　新中國成立后，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三反”、“五反”運動展開——“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

　　王世襄回憶道：“我被送往東岳廟，名曰‘學習’，實為逼供，勒令交代盜寶問題。我因家庭出身不好，曾在洋學校讀書、國民黨教育部清損會工作、收回大量被敵偽劫奪文物，并接受美國財團獎學金出國考察一年等諸多問題，自然成了重點之重點。單獨監禁一室，‘打虎英雄’卻有十余人之多，工作方法簡單粗暴。他們大聲恐嚇喊叫，用力拍打桌子，勒令交代問題。交代不出來則夜以繼日，輪班逼供，名曰‘疲勞轟炸’。”

　　“在東岳廟我被關押了四個月，然后又關到公安局看守所，上手銬腳鐐。在那里我被關了十個月，得了肺病。他們把北京所有的古玩鋪查遍了，沒有找到我的問題，家里的東西全被抄走，也查明沒有問題，后來才全部退還。我終于被放了，因為我確實清白無辜。”

　　不久，王世襄接到文物局通知，被告知“已開除故宮公職，可去勞動局登記，自謀出路。”晚年，他這樣寫道：“因亙古以來，豈有為國家追回大量國寶文物，全心全意，嚴于律己，清白無辜，反受冤屈，被開除公職，天下豈有此理！”

　　他并未因此自棄：“大凡受極不公平待遇者，可能自尋短見，可能鋌而走險，罪名同為‘自絕于人民’，故萬萬不可。我則與荃猷相濡以沫，共同決定堅守自珍……以期發現有對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勝任者，不辭十倍之艱苦、辛勞，達到妥善完成之目的。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當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確之理解與承認。”

　　舒乙介紹說，上個世紀50年代，王世襄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好多算盤都是紫檀的。王世襄感到奇怪，怎么用這么好的木頭做算盤呢？他偶然看見一家算盤作坊，正在把紫檀椅子腿做成算盤珠。“那時硬木家具還沒有人識貨，好多東西都流落到木工工廠去了。”

　　王世襄從小販手里、木器廠里，甚至一些大宅門里，把硬木家具收集起來。“他的好朋友陳夢家，也有這種愛好，兩人不約而同地都在收藏這些家具。他們兩個人各收集了幾十個品種，比如圈椅、臉盆架、馬扎、條案、方桌、柜子等。兩個人比賽、逗悶子，經常拿東西給對方看，讓對方猜猜花了多少錢。”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王世襄耳聞目睹了京城紅衛兵“破四舊”的“壯舉”，知道自己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銅器、鴿哨、古籍善本，都屬于“四舊”的范疇。“他想曲線地把這些東西保護下來。”舒乙說。

　　王世襄被迫選擇“自我革命”，主動到國家文物局，請接管國家文物局的紅衛兵前來“破四舊”和“抄家”。從國家文物局來的紅衛兵，文化修養還不錯，抄家和搬運的時候都非常小心，并將其封存到了規定的地方，使它們躲過一劫，王世襄也得以在“文革”之后收回了自己絕大多數的心愛之物。

　　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干校勞動改造，以《畦邊偶成》一詩銘志：“風雨摧園蔬，根出莖半死。昂首猶作花，誓結豐碩子！”

　　明式家具研究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王世襄不白之冤得到昭雪，成為國家文物局恢復職稱評定后的第一批研究員。那時，他已年愈六旬。

　　在20世紀最后的20年，王世襄以驚人的速度，實現他“昂首猶作花，誓結豐碩子”的愿望。

　　王世襄關于明式家具的研究，被學術界譽為是和郭沫若青銅器研究、沈從文古代服飾研究并列的現代三大社科研究成果之一。

　　舒乙說：“幾千年來，我們的服飾很發達，但從沒有人把它加以理論化梳理，青銅器也是這樣，沒有人能說出‘道道兒’來。這和王世襄的家具研究很像，把‘自然’變成‘所以然’，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學問。”

　　1985年，王世襄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賞》。1989年又出版了《明式家具研究》。

　　時任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的董秀玉回憶說：“1985年在香港三聯書店先出了《明式家具珍賞》一書，詳細介紹了明式家具的源流、藝術特色、用料和實用價值，在海外掀起了明式家具熱，相繼有英、美、法、德等九個版本問世。讓整個世界驚嘆中國明式家具之美。”

　　“緊接此熱潮，王老于1989年在港、臺兩地又同時推出《明式家具研究》，為方便讀者，書中插入了妻子袁荃猷多年繪成的八百幅家具線圖和《名詞、術語簡釋》的附錄。這部著作既反映了明代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生活形態，更具體入微地從對中國古代家具的造型規律、藝術特色、工藝要求等等作出了詳細剖析和研究，填補了中國在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舒乙回憶說：“他對畫非常熟悉，畫上有家具，又有準確年代，他根據畫上家具式樣，和現實中的家具比對，準確地給家具斷代，有根有據，是極其科學的。”

　　王世襄的研究注重工藝細節，不僅有來自文獻的學問，更有來自實踐的知識。據舒乙回憶，當年，硬木家具廠收留了一批來自解放前老木器行“魯班館”的老師傅，王世襄就向他們請教。王世襄知道各種術語、行話、制作過程的竅門，又有文獻根據，把術語加以科學的解釋、考證，又比那些老師傅高明，“有一批行家，聽王世襄一說，全都倒吸一口涼氣，俯首稱臣哪！”

　　晚年之憾

　　1982年，林梅村大學畢業后分配到中國文物研究所，認識了同在研究所工作的王世襄。“他那時候朝氣蓬勃的，還沒退休，正是最能干的時候。”現在已是國際著名語言考古學家的林梅村對本刊記者說，“王世襄挺喜歡我，請我去他家，滿屋子都是明式家具。他說，古家具要用才能保養好。他似乎更喜歡那些鴿子哨、蟈蟈籠子和蟋蟀罐，如數家珍地一樣一樣拿出來給我看，臨別時還送了一本剛出版的畫冊，收錄了他媽媽金章和舅舅金城畫的許多畫。大家都知道金城是民國大畫家，其實他媽媽的畫也非常好。中國的文脈正是由王世襄這樣一類人傳承的。”

　　舒乙也去過王世襄的芳嘉園老宅，時值冬天，王世襄養的“金鐘兒”蟲兒，發出動聽的叫聲。

　　2003年4月初，王世襄給北京市市長寫信，建議在亞運村養一群觀賞鴿，開奧運會時鴿群戴哨飛盤，定能為大會增色。不巧趕上“非典”，沒有得到回應。

　　2005年6月，王世襄找到機會，托人將專著《清宮鴿譜》《北京鴿哨》送給溫家寶總理，并寫了一封信：“中國鴿文化源遠流長，貌美色妍，品種繁多，統稱觀賞鴿，自古被人喜愛。唯二三十年來人們爭養海外輸入的信鴿及白色食用鴿，以致觀賞鴿遭到冷落摒棄，社會上大多數人竟已不知觀賞鴿為何物。……竊以為觀賞鴿之存亡，雖與國計民生關系不大，但其儀容之典雅溫和，哨音之諧調悅耳，象征和平，遠非外國鴿種所能及。且它確是本國物種，與中華歷史文化密不可分，故對它的保護搶救，重要性實不亞于熊貓、朱。”

　　2007年1月5日，王世襄在《北京晚報》上發表《歡呼天安門元旦放飛和平鴿》：“天安門是我國首都的中心，放飛的鴿子自然應該是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傳統觀賞鴿而不是外國培育的灰色信鴿和白色食用鴿”，“保護物種是最重要的大事，我們一定要讓后代能看見并贊美欣賞歷史悠久的觀賞鴿！否則我們將是歷史的罪人！”

　　舒乙說，王世襄有幾個遺憾，其中之一，就是觀賞鴿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

　　有的傳統工藝則在他的努力下得以恢復——

　　范匏，俗稱“模子葫蘆”，即在葫蘆幼小時，將它放入有陰文花紋的模具，秋天長成后取出，不僅形態悉如人意，花紋亦隆起宛若浮雕，是中國獨有的一項傳統工藝。1979年，王世襄發表《談匏器》一文，引起了有志者的反響。經過十余年努力，京津郊區的一些農民成功讓這項技藝絕處逢生。1993年，王世襄出版了中、英兩種語言的《說葫蘆》，讓這項傳統技藝登上了可傳承相襲的學術殿堂。

　　傳記作家李輝寫道：“當一種文化不斷被破壞、不少傳統工藝面臨消亡危險的時候，人們欣喜地發現，還有一個王世襄在。”

　　在舒乙的印象里，王世襄有兩個“道具”，一個芭蕉扇，別在腰后，一個買菜筐。他早早地到菜市場，和飯店的廚師探討廚藝，讓人誤以為他也是個大師傅。

　　“他是一個很抗逆境的人，能夠樂觀，能夠積攢力量，”舒乙說，“他知道他研究的東西將來在社會上會有用，有遠見，高于別人一籌。”□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韓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