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度媒介化的“風險社會”中，這次甲流危機也不啻是一次媒介溝通危機。經過這次危機的“洗禮”，中國應該在國內與民眾進行“風險溝通”和在國際上爭取輿論支持兩方面有所啟發和改進。

　　甲流背后的媒介危機

　　與近年來層出不窮的各類公共危機事件一樣，2009年在全球范圍內爆發的“甲流”疫情也是人類進入“風險社會”階段的集中體現。

　　“風險社會”是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在1986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提出的一個概念。在他看來，“風險社會”是“現代社會”的嬗變，當物質層面的現代化得以實現以后，人類并未進入到世界大同、高枕無憂的“理想國”當中。相反，人類在追求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實際上已經為自身埋下了各種具有風險性的“伏筆”和“禍根”。近年來，恐怖主義、氣候變暖、環境污染和全球性瘟疫都可以被視為全球化、現代化和商業化過程中積累的各種征候，其中有的已經發作，引發了波及整個世界的公共危機，有的則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危機臨界點。

　　“甲流”危機也是媒介危機

　　“甲流”危機的爆發是人類全面進入“風險社會”的又一個例證。這場疫情肇始自墨西哥，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擴散到全球50個國家，這不能不說是拜全球化所賜。

　　這場疫情還凸顯了媒介和危機傳播在“風險社會”中的重要性。在“現代社會”當中，信息和輿論的主導權掌握在少數權貴和精英手中，傳媒受制于政治、經濟、軍事等“硬權力”，在整個社會體系中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而在“風險社會”當中，大眾傳媒本身成為一種獨立運作的機制。尤其是在web2.0時代，像twitter(微博客)、YouTube(用戶上傳視頻)等“自媒體”的蓬勃發展，使大眾傳播過程中“傳者”和“受者”之間的界限消失了。這就使得權勢群體不能一廂情愿地把信息和觀點強加于公眾。相反，公眾通過新媒體參與到信息生產和傳播的過程中，從而擁有了更大范圍的知情權、表達權、選擇權和監督權。一言以蔽之，“現代社會”中的被動受眾演變為“風險社會”中獨立、主動而活躍的生產/消費者，“人人都是記者、人人皆為電視臺”的夢想伴隨著3G技術的普及而成為現實。

　　另一方面，“風險社會”也是一個高度媒介化的社會。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網絡媒介和以手機為代表的隨身媒介的興起，把人們裹挾到了一個媒介高度飽和的生存狀態中。媒介仿佛空氣一樣無所不在，人們越來越多地依賴媒介獲得體驗和認知，媒介為公眾設置值得關注和探討的議題。用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的著名論斷來概括，“不是我們制造了媒介，而是媒介塑造了我們”。

　　這場“甲流”危機，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一場媒介的危機。除了傳統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之外，許多民眾也通過網絡、手機等新媒體加入了“新聞生產”的過程中，成為引人注目的“公民記者”。

　　在美國的一項調查中，超過半數的美國人從“自媒體”上了解“甲流”疫情的進展，特別是在10月份奧巴馬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之后，這個比例上升到了80%。形成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是，美國政府采取的“輕松應對”的政策和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對疫情的“輕描淡寫”受到了民眾的廣泛質疑。自“甲流”疫情爆發以來，美國最有影響的網絡新聞網站“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和新聞評論網站“石板”(Slate)等網絡媒體發表了大量的報道和評論，批評美國政府的應對政策。例如，5月下旬，在世界衛生組織把“甲流”的警戒級別提升到5級時，紐約市長布隆伯格卻宣布公立學校恢復上課。對此，美國疾控中心的專家和《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以“默許”的方式給予支持。但許多家長、教師、社區意見領袖通過網絡媒體表達了不同的意見，并且組織了抗議和抵制復課的活動。

　　中國的情況也有相似之處。5月11日四川出現第一例“甲流”病例后，在傳統媒體猶疑不定時，博客、手機短信等“自媒體”成了信息流通的主要渠道。“中國甲流第一人”通過博客用文字、視頻和照片向外界發布了自己的染病過程、“隔離”經歷和病情進展。而那位在發病后仍然四處活動，傳染了88人的“何逛逛”則被網民進行了“人肉搜索”，迫于輿論的壓力向公眾道歉。

　　風險溝通與國際輿論溝通

　　我們看到，中國政府部門的傳播能力在大大加強。據不完全統計，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召開的有關“甲流”問題的新聞發布會有150多場，有效減輕了公眾的恐慌心理，使得嚴格防控得到了民意的支持。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1月中旬“北京市委叫停疫苗接種”的謠言短信出籠后，有關部門在兩小時內及時進行回應，平息了可能出現的恐慌。聯想到六年前“非典”期間一條“北京封城”的謠言短信引發全城大搶購，不禁讓人發出今非昔比之嘆。中國政府部門在應對“甲流”危機中的種種表現說明，經過多年努力，中國已經基本能夠適應高度媒介化的“風險社會”出現的各種新的挑戰。

　　當然，與西方國家相比，中國在危機傳播方面的差距還是十分明顯的。實際上，在風平浪靜的危機“潛伏期”做好風險溝通是危機傳播的重要保障。盡管美國后來認識到“甲流”的威脅并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但不可否認的是，它之前之所以敢于采取“輕松應對”的策略，與其對業已形成的相對完善的風險溝通機制和民眾的成熟心態有直接關系。

　　反觀中國，受“諱疾忌災”等傳統觀念的影響，人們不愿意在“潛伏期”談論危機。拿流感來說，中國長期以來忽視流感疫情的存在，連權威專家也不能給出每年死于流感病例的準確數字，更談不上與媒體和公眾的風險溝通了，這就難免造成人們的“無知”和可能產生的恐慌。有鑒于此，中國對“甲流”采取“嚴防死守”的策略也屬無奈之舉，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如果中國能夠吸取“甲流”的教訓，補上風險溝通這一課，就能夠大大降低危機處理的成本。

　　再者，在全球性危機中，中國還沒有掌握足夠的話語權，因而無法有效引導國際輿論。“風險社會”中的危機往往是全球性的，除了做好國內民眾的安撫和疏導，與國際輿論的溝通也是必不可少的。在“甲流”爆發初期，國際輿論紛紛贊揚美國“沉著勇敢”，指責中國“緊張過度”。隨著全球疫情的變化，贊揚中國和批評美國的聲音開始增加，到10月份美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時，輿論的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人們慶幸中國沒有跟著美國走。中國為全球防控做出了巨大貢獻，而美國則是“害了自己，也害了別人”。

　　顯而易見，這種輿論變化是事實勝于雄辯的自然結果，但它也恰恰反應出中國在危機傳播方面的“軟肋”——在重大新聞議程上被西方媒體牽著鼻子走，無法影響甚至主導國際輿論，以致蒙受了大半年的不白之冤。

　　在高度媒介化的“風險社會”，由于西方掌握了全球輿論的主導權，所以時至今日，還有不少西方媒體——尤其是普通民眾——仍然不理解中國對疫情的嚴防嚴控舉措。《紐約時報》11月29日就發表了一篇在華美國人的文章，字里行間充滿了對中國“甲流”防控措施的指責和抱怨。因此，如何向世界說明中國，在危急關頭爭取國際輿論支持，應當成為今后我國政府部門改進危機傳播的重要一環。

　　(作者史安斌，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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