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紅衛兵評理就是了”

　　1966年6月，陳偉華剛剛高中畢業。

　　1966年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陳云遭到康生攻擊“思想長期與主席對立”。這次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陳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五位降至第11位，即最后一位。

　　到了1966年底，社會上出現了攻擊陳云的大標語和小報。“我清楚地記得，第二年年初的一個深夜，一群造反派闖進了我們在北長街的家，不由分說就動手又抄又搶。幸好此前父親已在周總理的關照下，住到了萬壽路的一處地方。”

　　“母親和除我之外的其他孩子，也都或在外地干校，或在學校住，家中只有我一人。造反派見沒抓到我父親，就把我揪住‘審’了一通。”

　　陳偉華只是泛泛地回答了一些提問。隨后，他們在地上和墻上到處涂寫下了“打倒”陳云的大標語。“我氣憤極了，沖著他們大聲說：‘父親從來沒有反對過毛主席！’這是我至今仍能記起的回擊造反派的唯一一句話。”

　　這次抄家后，陳偉華被接到了父親萬壽路住處。“父親聽說了抄家的事后，不為所動，還是鎮定如常，他從容地坐在沙發上，聽著我仔細描述被‘審’的情況，有時還大聲笑起來。聽著聽著，他老人家站了起來，說：‘紅衛兵抓住我，也沒什么了不起，我和他們評理就是了。’”

　　陳偉華清楚的記得父親說這句話時的情形，“他一邊說，一邊甩起雙臂，做出走正步的樣子，意思是，革命的路還要堅定地走下去。”

　　讓女兒“歸隊”當教師

　　陳云在北京受沖擊的同時，夫人于若木獨自去了湖南的“五七”干校，“哥哥、姐姐、妹妹也先后被學校和單位分配到了外地，只有我和上初二的弟弟留在了北京”。

　　然而，陳偉華并沒有繼續留在北京城區。

　　1966年，陳偉華高中畢業。1968年，她被分配到北京郊區懷柔縣，在那里當一名鄉村小學教師。

　　“當教師本是我從小的愿望，但沒想到的是，這一切是在我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匆匆發生的。”

　　陳偉華被分配到了辛營公社。在這個長城腳下的公社呆了一段時間后，冬天來了。陳偉華找了個周末回到了家。

　　21歲的陳偉華第一次遠離家人，在懷柔人生地不熟，常常會想家。“有一次不是周末，我也沒向學校請假，走了幾十里山路冒雨趕回家。沒想到，爸爸看到我回來，非但沒有顯出高興的樣子，得知我沒請假后，還嚴厲地批評了我”。父親表情嚴肅、語氣嚴厲，“讓我立即回去”。此時，想家的陳偉華有著一肚子的委屈，孤獨的山村生活，冒雨趕回家……，面對父親不容置疑的目光，她流淚了。

　　父親對陳偉華說：“孩子們的功課缺不得，你應該在那兒安心教好書、育好人，在農村干出好成績。”

　　“聽了父親的話，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趕回了懷柔山區學校。”也是因為有了父親這一次的教誨，“后來有一次回家趕上下大雪，長途汽車停駛，為了不耽誤上課，我踏著雪步行幾十里趕回學校”。

　　陳云對農村、對農民有著很深的感情，這也讓陳偉華有了銘記一生的一次對話。

　　陳偉華無意中對父親說起：“鄉下條件很差，老鄉也不講衛生，連手紙都不用。”

　　父親聽了以后，很認真地掰著手指頭給女兒算細賬： 一卷手紙要多少錢，農民一個月需要花多少錢買這些手紙……

　　父親還告訴陳偉華，在鄉村不要穿皮鞋，每月的工資都要省著花！“以后，他知道我存下了一點錢，常常打趣地問我：你的存折上有多少錢了？是個‘財主’了吧？”

　　后來，父親得知陳偉華每次回到城里都要東奔西跑，為鄉親們代買東西時，高興地和家里人說：“南南(陳偉華的小名)每次回來，還要為老鄉買東西，真成了一個懷柔人了！”

　　1978年，陳偉華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l982年畢業后被分配到人事部，后來又被中央整黨指導委員會抽調到廣電部工作。

　　也是在1978年，陳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

　　20世紀80年代，教師的社會地位還比較低，師范學校招生困難，整個教育系統師資力量匱乏。為了給社會起帶頭作用，陳云有意讓女兒“歸隊”，到學校當一名教員。陳云對他的秘書說：“偉華是師范畢業的，應該回到教育戰線去。”

　　“爸爸的這個想法也通過秘書透露給我。當時恰巧我也面臨著內心的抉擇： 究竟是繼續留在國家機關當干部，還是重新回到曾經熟悉的講臺，再續那份師生情誼？考慮再三，我終于決定完成這一角色轉換”。

　　陳偉華告訴父親，“我愿意回去當老師。”父親高興地連說：“太好了，太好了，我舉雙手贊成！”

　　1985年，陳偉華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師大女附中(后改名為北師大實驗中學)，成為一名歷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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