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一直都很看重國學的歷史使命，而且關注中國文化如何由傳統走向現代，不久前在國家圖書館的演講中您特別提到“要警惕國學熱中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您怎么看這種傾向？

　　湯一介：是的，我提出要在全球化背景下看待中國傳統文化，當前在全球化的形式下，脫離整個世界發展的軌道只考慮自己的文化是不可能的。

　　最早在1992年時出現兩股思潮，一個是后現代主義思潮，針對一元化思想傾向而出現，它要消解一元化的思潮，特別是對現代化中間出現的問題而提出的，主張多元化，反對系統化。另一種思潮是1993年，《人民日報》發表《國學，在燕園又悄然興起》，這股思潮當時出現，從一個方面講也是在消解一元化，當時我就擔心國學過熱，一個是可能走向復古的路子，一個是可能意識形態化，因此我提出必須在全球意識的觀照下考慮自身的文化發展。

　　現在文化上的“歐洲中心論”已經破產，決不能再提出個“中國中心論”來，什么“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國文化可以拯救世界”，這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對老祖宗給我們留下的文化遺產，必須珍視，但我們并沒有為這份文化遺產增添多少光彩，相對于發達國家的學術文化現狀，我們雖已取得很大進步，但我國當前也還沒有能在學術理論上為人類社會做出劃時代的貢獻。所以堅持我們自身文化的“主體性”，是必要的，但是必須克服“民族主義”的情緒。

　　記者：在全球化背景下考慮自己的文化應持怎樣一種態度？

　　湯一介：我在清華國學院成立時，說了三句話：堅持我們自身文化的“主體性”，認真吸取其他民族文化優秀的智慧特別是西方優秀文化的智慧，尋求各民族文化中的具有普世價值意義的資源。當前至少有四大傳統文化是影響最大的，歐美文化、南亞文化、東亞文化和伊斯蘭文化，它們都影響了10億以上的人口。亨廷頓提出“文明的沖突”，他當時的策略是希望伊斯蘭文化和儒家文化發生沖突，讓西方可以得到好處，但現在的狀況恰恰是西方文化和伊斯蘭文化沖突更大。

　　雅思貝爾斯認為每一次軸心時代的復蘇或者復興，都會回歸到自己的文化傳統，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他提了三個地方：中國、印度、西方。21世紀，我認為，這三個地方都可能有一個第二次啟蒙運動的時期，都有一個要從自己的文化中找到力量來迎接新的3000年。新世紀西方出現的建構性的后現代主義，認為第一次啟蒙是“解放自我”，第二次啟蒙應該是“尊重他者”，并且認為中國的傳統思想恰恰是一個發展的整體主義。我認為如果中國要比較順利地走過現代化的過程，必須有第一次啟蒙才行，這樣我們進入后現代的第二次啟蒙就比較容易一點。因此我認為要給中國思想一個定位，不夸大我們的思想，也同時看到我們可貢獻給人類社會的東西。

　　記者：您多次說，“反本”意味著我們要回到傳統中去尋找資源，您覺得今天的中國需要哪些思想資源？

　　湯一介：反本才能開新，反本是為了開新。任何一個有長期歷史文化傳統的大的民族，就像一棵大樹一樣，如果想繼續生長，不可能把根子斬斷，這樣生機就沒有了。費孝通晚年提“文化自覺”，即了解自己文化的來源、歷史以及特點，了解它的發展趨勢，就是說要了解自己的東西，才知道往哪個方向發展。同時，世界的情況變了，不開新就不能適應世界變化。完全恢復古代那一套是不行的，對四書五經也不能迷信，你要注重其中所包含的精神，不一定注重形式。

　　記者：《儒藏》編纂之初您說“現在做《儒藏》帶有搶救性質，一方面要搶救老專家的學識，另一方面也要培養新的人才。”知識斷代似乎是個突出的問題。

　　湯一介：《儒藏》不僅是把中國的儒家典籍收錄其中，而且把韓國、日本、越南學者用漢語寫作的儒學著作也放在里面，大概有400人參加了這個工作。現在看起來我們的基礎還是有很大問題，送來的稿子有50%是不行的，只能用兩種辦法，一種請他再修改，一次兩次甚至三次再修改，另一種是換人再做。所以我們壓力非常大，還是要花大力氣培養自己的人才。從2004年開始，我們“儒藏中心”開始招博士生，現在一共30個博士生在我們的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里，很多不合格的東西都是他們先審查出來的。因為非常仔細，所以比較慢，到現在出版的只有中國的33本，韓、日、越南每個國家只出了一本。今年準備出50本，大概以后每年出50本，總量是330多本。《儒藏》最快也要到2015年才能完成，還可能更長一些。

　　記者：《儒藏》似乎尤其看重實用性這一點？

　　湯一介：是的。現在我做《儒藏》就是希望為世人提供一種較為可靠、經過整理、便于利用的儒家典籍大叢書。現在看來，已出版的《儒藏》總體質量還是不錯的，也是排印本，有標點，而且有校勘記，非常方便大家用。

　　記者：余英時先生認為“中國的學術傳統被破壞得太厲害，要重建傳統不是很容易的事，但不能不立即下最大的決心，急起直追。”這個問題您怎么看？

　　湯一介：我想他主要指思想方面，我們沒有新思想了，連舊思想都拋掉了。“文化大革命”不但批判傳統文化，而且把很多書都燒了。不讓年輕人讀這些東西，讓他們讀一點也是為了進行批判。這是個很大的斷層。

　　我常講馮友蘭、陳寅恪、金岳霖、湯用彤、賀麟這一代，他們的幸運在于，十五六歲以前接受了比較系統的國學訓練，到了十七八歲以后他們上了幾年新式學堂就出國了，在國外待五六年甚至更長。而1949年后，我們沒有國學基礎了，對外又封閉，沒法了解人家的思想。“文革”后，這兩個基礎也還沒有真正補上，現在出來的一批學者，國學基礎不如前一代的研究者。所以我們還要培育一批國學基礎非常好的、對西學的掌握也比較好的學者。

　　記者：在研究普世價值之后您下一個要研究的問題會是什么？

　　湯一介：最近我編《儒藏》時讀了一些儒學的東西，我認為“禮”的問題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一個完整的社會應該有一套道德教化，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這兩套能平衡協調，社會就比較穩定。《二十四史》里有各種“志”，刑法志是一個志，禮樂志是另外一個志，婚喪嫁娶都是有“禮”的，“禮”對“法”做了補充。(李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