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莫言近日推出長篇力作《蛙》，這是一部以計劃生育為題材的長篇小說，計劃生育是我國的基本國策，作家如何處理這個比較敏感的題材，確實值得關注。作者為何要寫這樣一部小說？如何用小說的方式來表現這個敏感的社會問題？記者日前對莫言進行了專訪。

　　記者：計劃生育乃是國策，寫這樣一個題材，必然會涉及到一些政策方面的問題，您在創(chuàng)作中是如何去解讀計劃生育政策的？

　　莫言：計劃生育確實是大眾關注的現實問題，對于作家來說，也是一個重大的現實主義題材，作者無須對這項國策進行評判。主要是要借這個素材，塑造人物，剖析人物靈魂。要寫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更要寫人物內心深處的沖突。

　　記者：創(chuàng)作計劃生育這樣一個題材是需要勇氣的，因為這是一個敏感的題材，也是迄今為止，很少有作家去觸及的一個題材，您是如何下決心去面對這樣一個題材的？

　　莫言：作家要關注現實，關注人生，關注人性。作家是先被人物感動，然后才去關注事件。生活中一些人物感動了我，觸動了我的心靈，引發(fā)了我的創(chuàng)作沖動。《蛙》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原型"姑姑"是我大爺爺的女兒。作為高密東北鄉(xiāng)遠近聞名的婦嬰名醫(yī)，她五十年的從業(yè)生涯中有很多傳奇經歷，這些傳奇的經歷引發(fā)了我的思考和興趣，有了用文學去表現這個人物的想法。計劃生育既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也是現實生活的一部分，作家要有勇氣去關注現實生活，不應該繞著走。要做一個有擔當的作家，不能回避重大問題。只要生活中存在的，作家就有權利把它表現出來。作品關鍵是要寫人。至于事件與是非，作者讀完作品，都會對此作出自己的判斷。

　　記者：你在2002年就開始創(chuàng)作這部作品，后來卻放下了，又去創(chuàng)作《生死疲勞》，主要是什么原因？

　　莫言：小時候聽"姑姑"講故事，講人生經歷，講外面的一些新鮮事物，引起我極大的興趣，但那時不知道自己將來會成為一名作家。在成為作家之后，"姑姑"所講的故事和經歷就時常縈繞在我的心頭，成為我創(chuàng)作的一個藝術形象，過去我的有些作品涉及到了"姑姑",但都沒展開寫。2002年夏天，開始動筆寫這部小說，但寫了十幾萬字之后，由于對小說的結構不太滿意，所以就放下了，開始寫《生死疲勞》。2007年，我另起爐灶，運用一種新的結構，把這小說寫完。在小說結構和寫作手段上有了根本性的變化。相比《生死疲勞》的繁雜，《蛙》的語言很平實很簡樸。

　　記者：用書信體這種創(chuàng)作形式，在故事敘述上會不會受到一些制約？這種創(chuàng)作手法會不會影響讀者的閱讀興趣？

　　莫言：書信體非常方便，既可以自如地敘述事件和人物，也可以回顧過去，同時也可以去展示親身經歷。在人物的轉換上比第一人稱還自由，還寬泛。小說后面的話劇與前面有聯(lián)系，有呼應。"我"與日本作家杉谷義人的通信，講述"姑姑"的故事，并商討如何將"姑姑"的故事寫成話劇。最后由小說文本跳到戲劇文本。舞臺上出現了拄著拐杖坐著輪椅的青蛙，是超現實的情節(jié)，當然話劇里也有對當今生育現狀的展示和對社會腐敗現象的抨擊和諷刺。

　　記者：從《紅高粱》到《豐乳肥臀》，再到《檀香刑》、《生死疲勞》，如今又創(chuàng)作出《蛙》這樣一部現實主義作品，你的創(chuàng)作理念有哪些方面的變化？

　　莫言：數十年來，我一直堅持直面現實，直面人生，敢于批判和揭露社會中的黑暗現象。當然，作家不是政治家，小說不是批判文章。小說要有警世的作用，不應成為純粹娛樂的東西。我一直癡迷于對小說形式的探索。我在創(chuàng)作《檀香刑》、《生死疲勞》時一直在寫作形式上進行探索和創(chuàng)新，力戒重復，從某種意義上說，作家重復自己比抄襲別人更可恥。為了避免重復，我才另起爐灶，毀掉了原來寫好的十幾萬字。

　　《蛙》這部作品創(chuàng)作理念有了很大的變化，注重關注社會，關注現實，關注人生，關注人性，關注下層百姓的生活。語言運用平實，不會像過去的作品那樣劍拔弩張，更加注重內涵，更加含蓄，對小說中的人物更加理解和寬容。

　　記者：目前我國還沒有一部關于計劃生育題材的長篇小說，《蛙》這部作品觸及了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相信這部作品會體現出不同尋常的價值。

　　莫言：《蛙》這部作品注重了對人的靈魂的剖析，十幾年前我就說過，作家要寫靈魂深處最痛的地方。寫作的根本目的不是對某項政策的批判，而是對人性的剖析和自我救贖。寫人的靈魂，寫人的懺悔，這也許就是《蛙》這部作品的價值所在。

　　楊景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