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各大媒體都報道了“天下第一玩主”王世襄先生逝世的消息。記者給他所加的頭銜有“文物專家”、“學者”、“文物鑒賞家”、“收藏家”，其實，這些頭銜遠未窮盡王先生的成就。他擅長書法，堪稱“書法家”，又精通飲食之道，寫過談吃的美文，稱之為“美食家”并不夸張……在其豐富的人生面前，這些林林總總的頭銜都顯得過于單薄了，如果硬要給他送一頂帽子，“情趣大師”大概最為恰當。

    是的，追求生活的情趣，在平凡物事中尋找豐富的蘊含，一個淡泊名利的人，就這樣自然修煉成了“大師”。現在大家都在討論王世襄工作所具有的巨大文化意義，但似乎有必要指出，這種意義于王先生本人來說，應屬“無心插柳”。他當初在收藏那些或稀奇古怪或稀松平常的玩藝兒，下工夫探究本末時，其原動力就是單純的“喜歡”。不論貨幣意義上的世俗“價值”，還是文化意義上的精神“價值”，原都在其考慮之外。也只有這種最純凈的情感，最自由的心靈，才能久遠地支撐一個人在一種簡單而豐富的生活中如醉如癡。

　　“這樣的人以后很難出現了！”面對王先生的辭世，類似的感嘆讓人五味雜陳。我們不僅僅是失去了一個在多方面取得驚人成績的文化老人，更大的遺憾也許還在于，隨著王先生的辭世，“生活情趣化”有成為絕響的危險。

　　略知傳統文化的人都知道，生活情趣化本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雪夜訪戴”、“乘興而來，盡興而返”的魏晉名士，“自笑平生為口忙”的蘇東坡，都以自己的個性將平淡的生活演繹得趣味盎然。只是社會幾經變遷，生活的情趣化當下才越來越為我們所陌生。如果沒有王世襄，我們或許很難知道，原來生活居然可以這樣去過。

　　追求生活的情趣化，當然也是需要物質基礎的。有心人當能注意，王世襄先生的各項成就雖早有基礎，但均大放光彩于其下半生，正是其衣食無憂、生活穩定的黃金時代。然而，具備一定的物質基礎，這僅是生活情趣化的必要條件。除此之外，其他主、客觀條件也不可少。首先，應該像王世襄先生那樣情感純凈、心靈自由，沒有這一點，家財萬貫也只能催生以吃天價飯為榮等惡趣，而“惡俗化”實為“生活情趣化”的第一個敵人；其次，一個在文明線上的社會，不應以生活一律為特征，崇尚粗魯、粗陋，限制人們追求高雅和精致。“粗鄙化”實為“生活情趣化”的第二個敵人。我們這個社會，一度把“粗鄙化”當做生活的正軌，隨著經濟的發展，口袋鼓起來的人們又陷入了比拼豪富的“惡俗化”陷阱，都與“生活的情趣化”背道而馳。王世襄先生的存在，及其逝世，能否給我們提供一個重新思考生活的機會呢？

　　“生活的情趣化”不可能成為所有人的目標，對于尚在為溫飽奔波的人，讓其現實生活與精神向往完全一致肯定是苛求，但無論是誰，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輕易實現的，那就是避免惡俗的趣味。

　　黃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