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業有專攻”，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理應是在官位干公事，在學校做學問，各念各的經。本屆高校“名師”獎，“官”與“學”的比例如此懸殊，折射出在教育體制“行政化”情形下教師地位的尷尬。什么時候大量“名師”不再在乎戴“官帽”了，高校的行政人員回歸專業服務的本職了，“培養杰出人才”也就有希望了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是錢學森先生留給中國教育界的一個大大的問號。筆者以為，要解決這個難題，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要改革“行政化”的教育體制。

　　在今年教育部評選出的百名高等院校教學名師中，竟被發現有九成擔任著各種行政職務，其中擔任校級行政職務的占兩成。這一“意外”的評選結果，更引起了社會各方對于“教育體制行政化”和高校“官本位”的譏評，也讓我們更加明確地意識到解決“錢學森之問”的難度。

　　“當官不受欺負”

　　“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獎”的主要獎勵對象，是在高校長期從事基礎課程教學工作、作出突出貢獻的教師，以鼓勵教師們堅守教學第一線教書育人。然而今年評選出來那么多“戴官帽的名師”，是否大大有違設置這個獎的初衷呢？

　　筆者無意對本屆獲獎者的教學成果和學術水平說長道短，相信大多數是深受學生愛戴的“名師”。在今年的獲獎者中，就有筆者的同學和熟悉的人，有的也有行政職務，但確是學養深厚、嚴肅正直的學者。雖然也有網友爆料，個別當選者差不多已經10年沒有開過一門本科生課程。

　　官員與教授的職業換位，其實是正常的事情。有專心學術無意仕途的學者，也有大學教授加入政府擔當公職的，亦有卸任公職后重返大學講堂的。但理應是在官位干公事，在學校做學問，各念各的經。我們這里亦官亦學、跨界通吃的“兩棲”，可謂當前社會轉型期的一種特殊現象；而“官本位”出現在學校中，更有著教育體制“行政化”的特殊背景。

　　高校中的行政職位，如果從功能上認真計較，應是為教師和教學科研服務的工作；即便官員，按理也是公仆。但不少高校的“官本位”風氣并不亞于社會，學術殿堂也充滿了等級氣息，連專為一線教師設的獎項，都成為擁有各種行政職務者的爭奪對象。因為事實上，在高校只搞業務，沒有行政上的一官半職，是很難爭取到“資源”的。“無官一身輕”在今天的解讀，不再是清高的自詡，而是無足輕重的貶詞。筆者有一舊相識，已是教授、博導，仍一心要謀求單位的行政職務。問及原因，此君的回答倒也坦率，“當官不受欺負”。正因為學校是行政主導，行政領導掌握著教學、研究資源的分配權利，也就難怪許多人要趨之若鶩躋身其間了。

　　本屆高校“名師”獎，“官”與“學”的比例如此懸殊，折射出在教育體制“行政化”情形下教師地位的尷尬。其中無非兩種情況：一是行政領導擠占了本屬一線教師的名額；二是教學一線優秀教師已大量“擠”進行政系列。第一種情況，不能說沒有，但想來只是個別少數；更多的應還是“名師”戴“官帽”的情況。讓優秀教師擔任行政職務，往往被認為是對其教學和學術貢獻的一種認可和獎勵；而擔任了行政職務，就能爭取到更多利益和資源。這是當前高等教育的一個基本事實。

　　在上世紀80年代，一些著名專家學者再三要求取消他們的行政和社會兼職，讓他們能夠專注于自己的專業工作。現在，這種“迂闊”的聲音早已消失，至少聽不大到了。大家似乎對行政和社會兼職不僅不再厭煩，反而津津有味、樂此不疲。這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不能不深思！

　　教學科研“平質化”

　　“術業有專攻”，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任職行政，如果正經認真地干事，勢必會影響專業的精進。但從“生存和發展”的角度說，高校行政系統不但掌握利益分配，而且掌握學術標準，進入其間自然比單打一地搞業務有利得多。這是兩難選擇。有不少教授兼任行政工作后，除了為自己“整合資源”，對服務他人只是應付了事，那就更加壞事。

　　更要關注的是，在“行政化”的教育體制下，采取違背學術規律的“數量指標化”管理，結果帶來教學與研究成果的“平質化”。在這種“平質化”的評價體系下，某些行政領導利用手中資源組織些寫手照樣可以“碩果累累”，如此，何談錢學森先生所說的“培養杰出人才”？

　　什么時候大量“名師”不再在乎戴“官帽”了，高校的行政人員回歸專業服務的本職了，“培養杰出人才”也就有希望了。

　　王海光(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