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后的今天，這段往事在為我們揭開這位“教授的教授”人生另一面的同時，也顯示出了渺小的個體在面對一個巨大時代時的諸多不得已與妥協。

　　11月12日，位于中山大學南校區的陳寅恪故居正式對外開放。從他1969年逝世前被迫搬離這里，距今已經四十周年了。四十年后重開故居，可謂是遲到的紀念。而僅僅在六年前，他的骨灰才在江西得以安放。

　　陳寅恪(1890-1969)

　　國學大師，江西義寧(今修水)人，曾游學日本和歐美，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共稱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因其博學多才，很多名教授如吳宓、朱自清等都去聽他的課，又被稱為“教授中的教授”。其名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成為中國學人追求的最高準則之一。

　　陳寅恪故居，是一棟被綠蔭籠罩著的雙層紅磚小樓，小樓外面，是一條白色小路，一直延伸到距離校園不遠的主干道。

　　開放那天，正逢中山大學85周年校慶，舉校歡騰。在位于主干道之外的“曲徑通幽處”，陳寅恪故居則顯著肅穆、凝重。這座門牌上標示著“東南區一號”的樓房建于1911年，為美國麻金墨夫人為紀念其丈夫所捐建，因此在嶺南大學時期名為“麻金墨屋”。1952年院系大調整之后，嶺南大學并入中山大學。

　　從1953年到1969年，在中大任教的陳寅恪居住于此。在此期間，在助手的協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并新寫了著名的《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這些著作是建國后中國學術史上為數不多的豐碑式“巨著”，因此，這間略顯逼仄的屋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意義也尤為突出，甚至有人說，這里是中國學術精神的“圣地”。

　　實際上，這片“圣地”未能陪伴陳寅恪度過落寞、蕭索的晚年。1969年春節后，陳寅恪在垂暮之年被有關部門勒令搬家到中山大學西南區五十號，大半年后，目盲足臏的他溘然長逝。而陳寅恪骨灰的選址與安葬，在此后的數十年間又經歷了幾多顛沛波折。40年后的今天，這段往事在為我們揭開這位“教授的教授”人生另一面的同時，也顯示出了渺小的個體在面對一個巨大時代時的諸多不得已與妥協。

　　浩劫之中 一代大師長逝

　　1969年10月7日清晨5時許，陳寅恪因心力衰竭，伴以腸梗阻、腸麻痹，在寓所中無聲無息地離開了人世。其學生蔣天樞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的“己酉年，先生八十歲”條目記載說：“舊歷五月十七日，先生八十誕辰(依舊歷算法)。陽歷十月七日晨五時半，先生逝世。”次月21日，陳寅恪夫人唐亦病逝。

　　當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火熱地進行到第3個年頭。這一年，毛澤東在《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中指示說：“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也是在這一年，中共九大確定了林彪為主席之位的接班人。

　　對于陳寅恪來說，1969年則是需要承受更大沖擊、也更為難熬的一年。幾年前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原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此時已被徹底批倒斗臭、并且罹患膽癌，他之前作出的種種“保護陳寅恪”的指示，早已被校園中的造反派視若無物。作為陶鑄曾經保護的“反動學術權威”，陳寅恪如今自然首當其沖，被激進的紅衛兵批斗。

　　陳寅恪的女兒陳流求回憶：“那時家中仍住東南區一號樓上。對面辦公樓已被造反派占領，終日高音喇叭噪音震耳。”東南區一號剛好坐落在康樂園中區的制高點—大鐘樓的對面，這幢樓被造反派占領，造反派心知陳寅恪雖然目不能辨物，耳尚能聞聲，于是采取這種手段對其折磨。陳寅恪日夜為四面八方的高音嗽叭所包圍，痛苦不堪。

　　1969年春節，陳寅恪一家被勒令搬離東南區一號樓，遷至西南區五十號。在這之后不久，夫人唐被家庭婦聯叫去學習，到7月才結束。這期間，陳寅恪平時要接受造反派的審訊，日常生活常常沒人照料，身體狀況愈加不好。據《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書作者陸鍵東回憶，審訊之時，疲憊不堪的陳寅恪還說過“如在死囚牢”之類的話。

　　終于，這位被打成“死囚”的大學者在是年10月不幸離世。唯一可稱幸運的是，在50年代的時候，為了使父親陳三立在杭州西湖邊的墓地不至因擴路而被迫搬遷，陳寅恪受周恩來之邀，“不太情愿”地出任了政協委員。這個政協委員的身份，也使得他的尸骸在火化后擁有寄存于廣州銀河公墓的資格，不至于遭到被造反派“焚尸揚灰”的厄運。

　　陳寅恪生前曾經表示，他的遺體要葬在父親陳三立及生母位于杭州西湖的墓地旁。但在“文革”期間，作為身處革命“食物鏈”最下端的一名“臭老九”，陳寅恪的遺愿毫無實現的可能性。

　　“文革”結束，陳寅恪的后人開始為父親的著作和下葬事情奔波忙碌。長女陳流求聯絡各方，力圖解決父母骨灰“入土為安”的大事，完成歸葬杭州的遺愿；幼女陳美延負責搜集十年間陳寅恪散佚的文稿，整理亡父遺集。但她們沒有想到的是，即使浩劫結束，陳寅恪骨灰的歸葬之路也會走得如此顛簸。

　　幾經周折 安葬之路漫漫

　　上世紀80年代，杭州市政府出臺了一個規定，所有原位于西湖的墓葬必須重新到有關部門登記，凡未重新登記者均被視作無主墳，將予以鏟除，陳家的墓地也在此之列。遠在成都的陳流求聞訊后，于1991年底奔赴杭州補辦手續。

　　雖然后來陳家墓地“有驚無險”地得以完存，但在政府實施清除墓葬的過程中，墓地仍然受到了波及，墓碑慘遭腰斬。這讓陳氏姐妹心有余悸，不敢再將父親葬于杭州。她們只好退而求其次，選擇將陳寅恪的骨灰改葬于江西廬山的松門別墅。松門別墅原本是民國時代的江西省因拖欠陳寅恪留學款項而賠償陳家的，陳寅恪本人在詩中也曾將此處視為故宅。

　　九十年代，陳寅恪的價值開始被重新發掘，江西政府對遷葬一事表現出了積極姿態。1994年，江西方面有關部門對陳寅恪之墓的迎葬、改建之事一口答應。然而隨著一些政府部門的人事變動，此事又變得不了了之。

　　時間轉眼到了2001年，畫家黃永玉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得知了陳寅恪骨灰入葬難的問題，決定幫忙。是年7月，黃永玉聯系到全國政協副主席毛致用，請毛致用在陳氏姐妹就“陳寅恪先生骨灰葬于廬山”一事致黃永玉的信上簽署意見，并轉交給江西省。不到一個月，省長批示的《意見》就送達毛致用處，承諾此事“即可具體商定實施”。就在眾人覺得成功在即的時候，江西方面又是人事變動，功敗垂成。

　　就在事情又陷入僵局時，轉機也出現了。2003年初，廬山植物園告知陳美延，他們有意安置陳寅恪骨灰。在行政隸屬上，植物園歸中國科學院管理，不受地方轄制，這樣就繞開了江西省政府和民政廳。

　　而當時，陳寅恪的學術價值已開始為文化界所意識，復旦大學駱玉明教授所謂的“最不應該成為公眾人物”的陳寅恪，已悄然成了眾人爭搶的一個“文化政績工程”。2000年，杭州政協就有提案，希望將陳寅恪之墓安葬杭州；廬山的白鹿洞書院也就安葬一事與陳寅恪的女兒交涉；而廣州的中山大學，也有過將陳寅恪先生的墓葬移回廣州安置的想法。

　　而在陳流求和陳美延看來，杭州政協的想法只限于提案，付諸實施還需要不少時間；而白鹿洞書院則在具體遷葬的問題上，與陳氏姐妹無法達成一致；至于廣州的中山大學，念及父親浩劫期間在此所受的種種不公，她們未予考慮。最后，還是選擇了廬山植物園。

　　2003年6月16日，陳寅恪113歲冥誕。陳氏姐妹在家人陪同下，出席了在廬山植物園舉行的墓碑揭幕儀式，碑文選擇陳寅恪先生屢被后人稱引的名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黃永玉題寫。陳寅恪夫妻的骨灰，經過34年周折，終于找到了一方憩息之地。

　　歷經風雨，故居終回舊貌

　　在陳寅恪的骨灰歷經安葬的波折時，他位于中山大學東南區一號的故居—這棟二層的紅磚樓，也在數十年間經歷了許多風雨。

　　1969年，陳寅恪一家被迫搬出居住16年之久的東南區一號。故居對面的大鐘樓是中山大學工宣隊的辦公場所，工宣隊早就看中了就近的東南區一號。房子空出來以后，工宣隊將此樓作為指揮部使用。

　　1977年，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工宣隊問題的請示報告》，批準“文革”期間進駐各大專院校、接管學校領導權的工宣隊撤離學校。中山大學也不例外，于是，東南區一號重新成為教師的寓所。據中山大學的曾憲通教授回憶，哲學家楊榮國教授成為第一位入住東南區一號的學者。1978年楊榮國去世，容庚教授住進東南區一號二樓。爾后，王季思、商承祚等知名教授也曾在此居住過。90年代，此樓還一度用于學校的行政辦公。

　　但由于這棟樓多年一直都在使用，校方并沒有找到合適的機會進行徹底修繕，也沒有對外開放。由于年久失修，外觀已顯得陳舊，墻體有斑駁脫落的跡象。

　　2007年，中山大學開始著手陳寅恪故居的修繕工作。是年9月，歷史系主任劉志偉起草《中山大學建立“陳寅恪故居陳列館”項目計劃》，確定在舊居基礎上建設“陳寅恪故居陳列館”。校方本著修舊如舊的原則，力求將其恢復至建筑之初的樣貌。10月7日，劉鑾雄慈善基金向中山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捐資港幣200萬元，用于陳寅恪故居的修繕和陳列館的建立費用。

　　因為要力求恢復故居原貌，校方在修繕過程中參照了照片以及文本資料，派人四處尋購類似于陳寅恪故居中當年所陳設的家具。陳寅恪故居中原本多用紅木、藤制家具，為此，校方特地派出相關人士前往中山市大涌鎮、廣州市芳村等多地采購與陳寅恪故居匹配的家具。

　　在多方尋購家具的同時，陳寅恪生前用過的舊物也有部分被重新發現。生物系韓德聰教授在陳寅恪“文革”期間遷居西南區時，曾請陳美延確認陳寅恪故居的舊物。陳美延看后，確認一張柚木辦公桌為陳寅恪用過的舊物；另有一個五抽柜，柜頂上還有一塊玻璃鏡，是唐家的私人舊物。這兩件家具由校檔案館和校房管部門收回，及至陳寅恪故居修繕，才重新被人發現。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2009年10月7日，陳寅恪教授逝世40周年紀念日，陳列館完成修繕，大廳內陳列著陳寅恪手拄拐杖傲視前方的半身塑像。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饒宗頤題寫了“陳寅恪故居”的門匾。而在樓外左側墻上，依舊是那塊見證風雨的門牌：“東南區一號”。

　　記者·孫驍驥 攝影·戴會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