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草根看臺灣

　　嘆，大家都不容易

　　10年前，22歲的廖信忠從臺北經澳門轉機飛往北京，他在飛機上看到了過去只有在課本上或電視上才看得到的大陸土地，飛過了長江、黃河，“那種心情真是激動得無法表達。”從那之后，廖信忠曾先后3次在大陸長途旅行，并陸續游歷了北京、上海、青島、廈門、武漢、成都、重慶、昆明、烏魯木齊、拉薩等城市。

　　至2007年，這個普通的臺灣青年干脆離開了臺北，來到上海工作。第二年的春節，廖信忠回到老家拜會初中同學的父親———一個當年遷到臺灣的上海人，當他用剛學來的上海話開玩笑地問候對方，“張家爸爸，長遠未見喔……”沒想到這個幾十年沒聽過鄉音的老人頓時呆若木雞，激動得茶杯都掉在地上，眼淚刷刷地就落了下來。

　　同為中國人，大陸和臺灣因為歷史原因被一截海峽隔開，彼此血脈相連，但又彼此又相知甚少。廖信忠發現，“臺灣對大多數大陸朋友而言，往往只是個空洞的概念……臺灣和大陸普通民眾一直都只是在憑空想像對方”。于是，廖信忠開始嘗試從自己出生的1977年開始，以草根的視角，用編年體的方式講述臺灣老百姓的故事。

　　雷人的政治笑話

　　在最近由重慶出版社出版的《我們臺灣這些年》里，廖信忠如實記錄了自己從小到大的成長經歷，他把社會大事件和個人小事糅合在一起，貫穿講述。那些當年舉足輕重的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在草根的記憶中，如今看來頗有些荒誕的感覺。

　　蔣介石在臺灣去世時，當地的報紙用了“崩逝”這個充滿了皇權帝制意味的封建字眼。不過在民間，卻流傳這有關蔣介石的政治笑話，說是蔣介石去世后，不可避免地在天堂遇見了孫中山，后者問老蔣———“我死后，有沒有‘行憲’啊？”蔣介石馬上回答：“有啊，有‘行憲’啦！”孫中山又問：“那第一任‘總統’是誰？”蔣介石回答：“是我。”孫中山心想，老蔣一統江湖，確實當得，又問：“那第二任呢？”這時老蔣不太好意思說還是自己，可又不太想說謊，于是回答：“于右任(余又任)。”孫中山高興地說：“不錯不錯，書法家當‘總統’，文學治‘國’。那第三任又是誰呢？”蔣介石腦筋一轉，機智地答道：“吳三連(吾三連)。”孫又問：“嗯，輿論界有人出任‘總統’，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誰？”老蔣說：“趙元任(照原任)。”孫中山想了一想說道：“很好，語言學家當‘總統’。那第五任呢？”蔣介石支支吾吾地說：“是……是趙麗蓮(照例連)。”孫中山開心地說：“太好了，連教育家也做‘總統’了，真是越來越進步了。”笑話中的提到的人名都確有其人，于右任是書法家、國民黨元老；吳三連是臺灣報人；趙元任是曾受到周恩來接見的語言音韻學家；趙麗蓮則是在抗戰時期開中國英語廣播教學的先河的教育家。

　　廖信忠說，其實蔣介石在臺灣的影響力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還存在，“我小學時要背‘蔣公遺囑’，音樂課也要學唱‘蔣公紀念歌’。而每次老師一提到蔣介石或孫中山先生時，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表示尊敬。這些事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挺傻的。”

　　荒唐的禁書理由

　　在那個年代的臺灣，有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比如當時新武俠的領軍人物金庸，其作品在臺灣也被禁了好幾本，使得讀者看到的大部分是盜版書。就拿《射雕英雄傳》來說，當初在臺灣叫《大漠英雄傳》，原因在于“射雕”兩字出自于毛澤東詩詞，所以就被迫改了。而更為夸張的是，書中提到了“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問題就出自“東邪”上，東方的桃花島被指暗喻臺灣，所以被禁了。

　　在臺灣，以前這種事件還有不少。有個作家叫陳映真，因為一些政治原因被抄了家。警員從他家里搜出一堆馬克·吐溫的小說來，就說：“馬克·吐溫不是馬克思的弟弟嗎，你怎么會有他的書？”所以，同理可證，當初很多馬克思·韋伯的書也跟著遭了殃。甚至連法國作家左拉也逃不了，明明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翹楚，只因為這位老兄姓“左”，就被打入了左派，其著作也就成了禁書。

　　很長一段時間里，臺灣當局陷入了這種幼稚的“恐共癥”里。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微不足道的小事都會被放大，比如說會查人們是否使用簡體字，或者說忌諱用葵花或葵花圖案，理由是葵花“向太陽”。曾經有個報社排版工人，大概是眼花了，在檢鉛字時，因為央、共兩字是排在一起的，所以排版工人不小心把“中央”兩個字檢成“中共”印了出去。這可非同小可呀，記者、編輯、主編、印刷廠通通遭徹查。

　　現在這些事聽起來都很匪夷所思，感覺好笑，但在以前可是沒有人笑得出來的，一不小心就會扯上“為匪宣傳罪”，吃不了兜著走。

　　思鄉的辣豆瓣醬

　　1949年前后，約兩百萬人隨著國民黨退至臺灣，除了少數高官和高級將領外，大部分都是乘船，而后國民黨當局將外省人安遷至臺灣各地，因此臺灣各地皆有一定的外省人分布，而他們多集中居住在當局安置的地點，這在臺灣形成了特殊文化的“眷村”。眷村可以說是一個獨立于傳統臺灣人社區的小聚落，里面有自己的公共設施，有點兒類似大陸的大院，所以外面的人看里面神秘，里面的又視外面好像隨時要欺負自己，幾十年來小矛盾不斷。

　　當初許多孤身赴臺的官兵后來在臺灣都娶了媳婦，但臺灣本省人因對國民黨印象不是很好，因此在娶媳婦過程中也不免引發許多家庭問題。若無家眷，許多人晚景都挺凄涼的，只能住到“榮民之家”去。在廖信忠的成長記憶中，許多賣早餐豆漿油條的都是這些人：每到下午，也都有個山東口音的阿伯騎著破摩托車在他家附近叫賣大饅頭之類的東西。又或者，這些退伍老兵只能充當大樓管理員、清潔工之類的基層工作。而說到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川味紅燒牛肉面”，這種臺灣本省以前根本沒有的東西，就是這些外省老伯在思鄉情的驅使下，湊合著臺灣現有的食材做出來的。

　　一個比較有名的例子是，高雄崗山最有名的特產“明德辣豆瓣醬”。原來崗山是空軍官校所在，國民黨當初從成都最后帶來的一批人停留在此，形成一個眷村，這些退伍的老兵沒事干，只好做自己家鄉特產來賣，沒想到還賣出個名堂來。

　　今后可能推出系列書

　　最近一年多來，兩岸關系持續升溫，廖信忠自己讀過不少大陸關于臺灣的書，但那些書大部分寫的都非“真正意思上的臺灣民眾”。“我從一開始目標就很清楚，要向大陸朋友介紹這30年來臺灣的草民生活史，不只是寫給知識分子看，而是把它當作故事書來寫；我長期關注大陸民眾對臺灣的認識，也在大陸生活了一陣子，很清楚大陸朋友想知道臺灣些什么事，所以相較于‘一將功成’似的大人物事跡，我更喜歡講那些‘萬骨枯’背后老百姓的故事。我希望帶給讀者一種感同身受的感覺：這些年，大家都不容易！”

　　知名學者主編師永剛說：“《我們臺灣這些年》的出版是兩岸普通民眾交流的一個契機，它打開了一扇關于兩岸溝通的大門，讓兩岸之間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普通百姓，投向真實的日常生活，而不僅僅是糾結于兩岸的政治。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本書的出版對兩岸民間交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廖信忠透露，接下來他還計劃將《我們臺灣這些年》作為系列書來推出。

　　本組稿件均由本報記者蔣慶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