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憲益先生一生精力萃于譯事(其他種種，都是“譯余”)，又是出了名的“散淡的人”，自家做文不多，結集出版者，僅是幾部小書，較之洋洋數百萬言的譯文(大半還是中譯英！)簡直不成比例。眼前的這本《去日苦多》在他就要算是大部頭了，雖說也只有十七八萬字。文分三輯:“世事滄桑”、“譯余散札”、“譯余偶拾”。大多是此前未結集的文字，撇開打油詩不論，可說是“文體眾備”:自傳、回憶散篇，談翻譯的文章，中西交流之考據，還包括了一些應酬文字(應時的“時文”，推不掉的文債)——平生所寫，從“白虎星照命”式到《宋代的養金魚》式，大概都可歸入其中的某一類吧？

　　憲益先生從未宣布過金盆洗手，甚至也沒有過“結束鉛華”的段落，但近年來基本上是不動筆了。這一半是因為原本散淡——這書里就說，懶得寫文章——更多則因2004年小中風以后，即欲有作也已有所不能了。今年4月末去北京出差，到后海小金絲胡同去看望楊先生，老人坐在沙發上，此時他已然又和病魔幾度交手，最近的一次是發現頸淋巴癌入院治療之后，全身而還，靜靜地坐在那里，是一種波瀾不驚的安詳。老人氣色很好，間或還要抽上一根煙，只是腿腳已不能行動。告辭時他讓護工拿過一本2006年山東畫報重出的《譯余偶拾》送給我，一筆一劃題了字。聽說小中風后他時時鍛煉著，終于又可握筆，這題字就是證據了。但文章是再不寫了，不能說文思俱廢，因為寫與不寫，原本也就不在乎。以我想來，楊先生晚年最樂于動筆也最能傳情達意的，應該是他的打油詩，但他寫來也并不刻意，而且隨寫隨扔，寫過算完。《銀翹集》從港版到大陸版，從搜羅到編排，都是假手于人，真是“雪上偶然留指爪，飛鴻那復計東西”。他對自家筆墨的不在乎，本書里《憶錢鐘書兄》一篇提到的一樁軼事亦可見其一斑:1989年楊先生做《無題》，頸聯為“有煙有酒吾愿足，無黨無官一身輕”，錢鐘書先生知道后，“忽然高興起來，給我寫了一封信，說他很欣賞我的句子，但覺得‘吾愿足’和‘一身輕’對得不夠工穩，建議改為‘萬事足’和‘一身輕’，問我如何。我看了笑一笑，就放在一邊，也忘記了回他的信。”我翻了翻福建教育社版的《銀翹集》，那一句還是“吾愿足”，倒未必是以為錢鐘書先生改得不好，根本還是覺得工與不工，無所謂。

　　順便說一句，楊先生寫詩不著意推敲，寫文章就更不會費神多加經營。盡管學貫中西，飽讀詩書，他的文章卻差不多真是“我手寫我口”，不掉書袋不跩文，也不講究起承轉合。早年的《零墨新箋》、《零墨余箋》還比較“文”，時有文言字句，或者考據文字一般如此，但八十年代以后，即便性質大體相似的文章，也“白”得可以，沒有半點斟詞酌句的講究。1996年出版的《譯余偶拾》是舊文的匯集，序言里說:“新寫的幾篇都未收入此編，因為現在用的文體，同過去不大一致，放在一起，好像不大合適。”所謂“現在用的文體”概而言之可說就是“白”，與過去的“文”有別。

　　《去日苦多》中的文章，大都以“白”為特征，平白如話。平淡之中亦有高致，往往在不經意間得之。比如我讀到錢先生“忽然高興起來”數字，就不覺會心而笑:將來信商量解為錢先生的“忽然高興”，未見半點自喜與得色，結合前邊講在牛津時錢先生不愿搭理人，與他高談闊論塞維葉夫人書信旁若無人，加上來書內容，加上這點來信起于“忽然高興”的揣度，倒將鐘書先生的性情風采，道個正著。

　　沒有“名山事業”的想頭，憲益先生對自己的文字不在乎，過去不在乎，現在就更不在乎，2006年《譯余偶拾》舊文的編輯重刊雖然也是成于眾手，畢竟還新寫一序，《去日苦多》或是有生之年能見到的最后一書了，實在應該聊志數語以為交待，口述請人筆錄總可以的，卻也懶得管他了。這書甚至也不是他自己起意要出。就像近幾年出的幾種譯著一樣，問到頭上，憲益先生的態度必是在可與不可之間:“出它干什么？”或，“出就出唄”——似是兩樣，其間的差異，說沒有也就沒有，反正根底里是不在乎。

　　不過至少，書名是楊先生自己起的。不管在乎與否，這個，別人辦不了，也想不到。給集子命名，古來就有切題的，有不切題的；不切題的，或以明志，或以自況，或以自嘲，什么樣的都有，“去日苦多”與書中內容并無直接關系，只能說是著者現時心境的一種寫照。或者千言萬語，有此四字，也盡在其中了。著一“苦”字，透露的是憲益先生不在乎中似又有在乎。他在乎的是什么呢？“去日”之中令他留戀的又是什么？

　　我知道他肯定在乎酒。因想起1997年趁上北京開會之便，第一次到友誼賓館外國專家樓拜訪楊先生，早就聽說他嗜酒如命，“酒仙”、“當代劉伶”之名不脛而走，便帶了瓶郎酒登門。楊先生見了說:“我這兒酒有的是啊。”就領我參觀他的酒，比人高的老式木柜，打開來，從上到下全是酒，一瓶挨一瓶，中外并蓄，高下雜陳，上至陳年茅臺XO，下至尖莊二鍋頭。于是就喝酒，干喝，玻璃茶杯倒上大半杯，花生米也沒有。洋人喝烈性酒例無佐酒之物，楊先生或者是在英國養成的習慣也未可知，其實不拘中式西式，有酒喝才是關鍵。那天晚上坐在那里，看楊先生一手舉杯，一手擒煙，不緊不慢地喝，不緊不慢地說，說到游湘西時的一次醉酒，做當時頹然之狀，動作也還是不緊不慢。不經意間，大概有半斤酒下肚，當時看他高興，自己也喝得開，事后想想，八十高齡的老人，我這樣的陪酒法，委實有點孟浪。我當然知道楊先生一生坎坷，牢獄之災、喪子之痛，還有拍案而起后的種種……也許就因為知道這些，即令他面上一無愁苦之色，我還是沒來由地感得他的波瀾不驚之中有一種憂思，他的平靜，可以稱作“安詳的創楚”嗎？

　　幾年前手術之后，醫生明令禁酒，楊先生的酒杯從此束之高閣。“酒仙”而不能飲酒，其苦可知。況且楊先生的杯中物，牽連實多，固然也有過“白日放歌”式的豪情(據說楊先生早先是很喜歡與朋友一起唱歌的)，酒之更重要的功能則在“解憂”，是故“世運茍不濟，且盡手中杯”，“何以解有，惟有杜康”這樣的詩句時常往來胸中。像這書里說到的，吳祖光先生邀集好友，要編一部《解憂集》，憲益先生最初的反應是送上一首打油詩，像是拆臺，有句云:“歪風邪氣幾時休，一醉何能解百憂？”“我笑先生真好事，如何也賣野人頭？”戲謔之辭，不能當真，最后還是給老朋友補臺，以一篇《從〈解憂集〉的書名出處說起》的短文應命，文中就曹操《短歌行》稍做考辨，所謂“百憂”者，自然表過不提。不提不等于不存在，打油詩里就常有，打油也是解憂——誰能遣此？還可打油。

　　而心有所憂，還是因為有大的在乎在。聽說過好多有關楊憲益的軼事，都可為他的“不在乎”做注；然而當真什么都不在乎，就不會有抗戰時的攜洋媳婦回來赴國難，更不會有八十年代末的沖冠一怒，拍案而起。沖動往往是要付出代價的，不是有句常被戲說的電影臺詞嗎:沖動是魔鬼。這樣的沖動，在楊先生，或許是平生僅見。散淡之人，哪來許多沖動？而就此一回，見出的正是赤子之心。楊先生卻也不后悔。不后悔可以做成一個定格，它并寫兩面，同時提示了楊先生的在乎與不在乎。

　　當然這是扯遠了，回到書上我在想，這里收集的新篇也寫在好幾年之前了，真正的“新作”，就是封面上這“去日苦多”四字，腰封上“‘少時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年知恥’。我的遭遇與許多老年知識分子也大致一樣”這兩句都是從楊先生的句子，與現今新書腰封上慣見的“聯袂推薦”之類全然別是一調，不知是他所命，還是編輯所為，反正可以看作別樣的“集句”，恰好做書名的注腳。

　　“去日苦多”，驚回首人生百年，想當年楊先生攜妻萬里歸來，眼中的國家滿目瘡痍，胸中卻必有“世界是我們的”之豪情，曾幾何時，世界已經是“你們的”，更或者是“他們的”了。這由不得人不發一浩嘆。在生命的余年，楊先生仍有所待，但自知不是英雄，沖冠一怒之后，復歸于凡人的平淡，等不到的，也就不等了，后輩的人應以“來日方長”亦只顯輕飄。但還可以有凡人的心愿:九十三歲的楊先生此時在醫院里，以衰年病軀對病魔做最后的抵抗，早先他就說了，母親去世時是九十四歲，我也那時走吧，于愿已足——“白虎星照命”或屬迷信，這不是。是一個心愿。

　　作者：余斌

　　(《去日苦多》楊憲益著青島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