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家前后109位烈士

　　“我家前前后后有109位烈士。賀家人就是這樣為祖國奉獻的。”隨后，賀曉明深情地談起了賀家烈士中的其中一位：她的大姐賀金蓮。

　　1927年南昌起義之后，賀龍家屬在上海租界被捕，《申報》刊登消息“賀匪家屬被捕入獄”。這里面就有賀金蓮，她受盡煎熬最后病逝獄中。其他家人一直到“西安事變”之后才被釋放。

　　隨后賀曉明又講起她的大姑媽賀英。“賀英和我爸爸感情非常深。我的奶奶去世早，我姑媽從14歲就擔起了家庭的重擔。那個時候，我姑媽經常帶著我爸爸一起干活，兩個人可要好了。”賀家是從湖北遷到湖南的，在湖南也算是客家。當地人比較欺生，比弟弟大不了幾歲的賀英總是護著賀龍。

　　“后來我爸參加北伐戰爭，我姑媽就跟著。”賀龍到武漢的時候，賀英回家鄉籌集資金和槍支彈藥。后來賀龍回到湖南搞革命根據地，賀英給了他很大幫助。后來主力部隊轉戰洪湖，留在湘西打游擊的賀英工作就更加具體，她安置傷員、照顧紅軍家屬、傳遞情報等等，為黨的工作出了不少力。

　　“那個時候白色恐怖非常嚴重，賀英的工作非常艱苦。1933年夏天，我的大姑媽在湖北鶴峰太平鎮一次戰斗中英勇犧牲了，知道這個消息以后爸爸非常難過。”賀英最后葬在鶴峰的烈士陵園。

　　“我是烈士子女，我們對共和國英烈的那份感情言語無法描述。人民英雄紀念碑是2000萬無名烈士紀念碑。我現在在做一份實名烈士名單。已收集了757人。”賀曉明說。

　　槍是賀龍所送“定情物”

　　賀龍在戰場上出生入死多年，槍自然是隨身必備的物品。“我爸爸有很多支槍。戰爭年代時期，平時在身上都會帶著一把，睡覺也會放在床頭。他的枕頭下經常會放著槍、手電、手絹。”賀龍帶槍的習慣一直延續到1950年代。

　　一個不為人知的內情是，有一支槍很特殊，是賀龍送給妻子薛明的“定情物”。

　　“我爸爸曾經送給我媽媽一個小的勃朗寧手槍。我媽媽是軍人，從戰爭中走出來的，使用手槍自然是不成問題。”

　　其實很多老一輩領導人都會給愛人手槍。槍就是最好的“定情信物”，是非常實用的。“作為兒女的我們非常能夠理解父母的這些舉動。”

　　新中國體育事業的奠基人

　　1954年11月，賀龍從西南調來北京，身兼數職，擔任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時又兼任了新成立的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的第一位主任。

　　賀龍當年做體育，是從一窮二白做起。1949年剛解放的時候，軍管會都在對口接收，唯獨體育，國民黨什么也沒留下，只留下了“東亞病夫”的帽子讓人看不起。

　　1958年初，賀龍為了創辦體育報，專門向周恩來請示，得到了總理的大力支持，并要求他專門向中央報告。1958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批準國家體委要求創辦《中國體育報》的報告。“爸爸特別注意體育報，他說我們這么大的體育事業，沒有自己的‘喉舌’可不行。”

　　在賀龍元帥看來，體育是外交先行官，應當通過國際體育交往，加強與各國人民和運動員之間的友誼團結，增進了解，交流經驗。

　　“體育和音樂一樣，是全世界共同的語言，體育的魅力就在這于此”建國后國際交流的一個主要途徑就是體育。賀龍曾經說：體育腿長，哪里都能走。

　　中國人第一次登上珠峰是在1962年，當時正是“困難時期”。

　　“賀龍說要爬珠穆朗瑪峰。人家說你瘋了，這個時候爬珠穆朗瑪峰？”“上世紀50年代和蘇聯關系破裂以后，包括體育項目在內的合作都毀了。喜馬拉雅山的一邊是中國，另一邊是尼泊爾。我們這邊本要和蘇聯合作去爬，后來合作不成了，但那邊資本主義國家尼泊爾還在爬。”

　　“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怎能輸給資本主義國家？”賀龍斬釘截鐵地說，“咱們自己來！”

　　“報給總理后，這件事就搞成了，咱們上去了！上去以后，《人民日報》的第一張號外說的就是‘登上珠穆朗瑪峰’。這是體育戰線干的大事。”賀曉明回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