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聯合《新安晚報》給新任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及全國教育界發出一封公開信：讓我們直面“錢學森之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如此沉重之問，又豈是一教育部長能回答得了的！

　　其實，自春秋戰國結束，漢代開始推行獨尊儒術后，兩千多年來的中國就一直在發出“錢學森之問”了。兩千多年來，中國出過什么大思想家嗎？首創出了對世界產生過重大影響的科技成果嗎？大思想家？幾乎沒有！科技成果？少得可憐！可憐到現在還在拿四大發明來說事。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錢學森之問”，只是失聰、失明或假裝失聰、假裝失明的中國人聽不到、看不到而已。

　　其實，“錢學森之問”，在上個世紀也由一位英國人提出過。這個人就是李約瑟。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李約瑟曾問：為什么近代自然科學只能起源于西歐，而不是中國或其他文明？這就是“李約瑟之謎”。它提出了一個悖論：“為什么古代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和印刷術，工業革命卻沒有發端于中國？而哥倫布、麥哲倫正是依靠指南針發現了世界，用火藥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用造紙術和印刷術傳播了歐洲文明！”

　　今天，這一沉重的話題再次由剛剛去世的名人錢學森以另一種方式提出，引起了總理的重視，引起了國人的重視，也引出了“排名不分先后”的11位教授的“上書”。

　　未等袁貴仁開口，一些大學校長、專家們、網友便爭相作答。

　　——有的說要提高教師水平、貫通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做大做強高等教育；

　　——有的說，要“還高校以辦學自主權，改變教育行政化傾向”，要建立培養杰出人才的機制；

　　——有的說，要從應試教育轉向素質教育。

　　這些答案固然不錯，但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沒有說過根子上。它們都停留在“器物”“制度”的層面，頂多只及梁啟超智力的三分之二。

　　我們應該循著梁啟超的思路，從反思“器物不足”“制度不足”到反思“文化之不足”：我們的文化是怎樣的文化？

　　我們的文化是官場文化，講究的是等級，扼殺的是平等和真理。這一點，只要從人們見面總是以“袁廳長”“侯處長”“牛股長”“馬經理”來相稱即可知道，只要看校長、企業家也有行政級別即可知道，只有看連小學生都以“當貪官”為志向即可知道。

　　在這種被柏楊稱為“醬缸文化”的中華傳統文化中，權力是私有的、權力是缺乏制約的、權力是被濫用的。因此，相對應的，個體是奴性的，全被塑造成了依附型人格，根本就沒有獨立思考的習慣，怎么會有創新精神，怎么會有創新能力？

　　在這種文化下，人們“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惟獨不畏真理；在這種文化下，人們只有盲從心理，沒有科學精神；在這種文化下，人們崇拜權力、崇拜金錢，惟獨不崇拜知識。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又怎能產生“杰出人才”？

　　所以，要回答“錢學森之問”，必須首先徹底摒棄官場文化，而要摒棄官場文化，必須引進“自由民主平等”的價值觀(說出這樣的答案，有點索然無味的感覺，因為90年前的五四運動早就給出了)。

　　所以，要回答“錢學森之問”，僅從“器物”“制度”上入手是不行的，還需要從“文化”上動大手術，惟有進行如此的“系統工程”，才能真正培養出“杰出人才”。

　　這樣的反思能力和膽略，是身為教育部長的袁貴仁不便有的；這樣的“系統工程”，也超出了他的職責范圍，所以我要說，“錢學森之問”，袁貴仁回答不了。(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