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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德剛：歷史還可以這樣寫

　　他對中國歷史的學術貢獻或許不能使其成為學界普遍認可的大師，但他游離于學院派之外的歷史書寫者身份，使他在史界同行中更像一個作家，在喜歡故事和史評的讀者群中則像一個思想者

　　文/徐慶全

　　美國時間10月26日晚，著名美籍華人學者唐德剛，因腎衰竭在美國舊金山家中去世，享年89歲。

　　唐先生是歷史學者。一般說來，學者通常不大會成為公眾人物，何況是冷僻的歷史學界。但唐德剛的去世，還是在公眾引起喧嘩。唐先生的公眾化在于，他對中國歷史的學術貢獻或許不能使其成為學界普遍認可的大師，但他游離于學院派之外的歷史書寫者身份，使他在史界同行中更像一個作家，在喜歡故事和史評的讀者群中則像一個思想者。他的作品在讀者中產生了遠勝于專家們的震撼力和影響力，就構成了公眾懷念的理由。

　　“三分胡說，七分唐著”成就盛名

　　1920年8月23日，唐德剛生于安徽合肥淮軍世家，幼承庭訓，國學根底深厚。1937年抗戰爆發，隨國立安徽中學輾轉西遷，后進入重慶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后回安徽任中學教席，隨后在省立安徽學院講授西方通史。1948年，考取自費留美，負笈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追隨唐納德教授研究西方史。

　　唐德剛選定研究西方史這個專業，自然是打算回國搞研究而不是在美國謀職業。一年以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美國的唐德剛依然抱有回國的念頭。考慮到自己“是學傳統歷史學，同馬克思主義史學相差太遠了，我們要改學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唐德剛于是決定改學建筑學。他在回憶中說：“建筑是速成班，學一兩年，馬上就可以做事。然后看情況，毛主席要我們，我們就回去；不要我們，我們就在美國。我們那時才20歲，改行還很容易。”又過了兩年，美朝戰爭爆發，中國卷入了這場戰爭。中美之間的緊張關系，使唐德剛回國的念頭徹底打消了。繼續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學業，成為他唯一的選擇。

　　當時，遷居美國的民國政要有很多，他們多是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者或親歷者。雖然唐德剛認識的并不多，但作為一名訓練有素的歷史學者，他看到了這些人本身存在的歷史價值。從整理、搶救史料的重要性、緊迫性考慮，唐德剛萌生了搞口述歷史的念頭。他后來回憶說：“作為一個海外的華裔史學工作者，眼底手頭所見，是一些琳瑯滿目的中華無價之寶，眼睜睜地看著逐漸流失，內心所反升的沉重的使命感和遺恨、惋惜之情交織，而又無能為力，心理上的孤獨質感，真非親歷者所能體會于萬一也。如果這些有價值的活資料，在我們這代人手中不能完好保存下來，那么很可能就會丟失。那就是我們這代史學家的失職。”

　　帶著這樣“沉重的使命感”，尚在求學的唐德剛在哥倫比亞大東亞研究所參與發起成立“中國口述歷史協會”，動員美國的社會力量參與此事，他也成為華人歷史學家中“口述歷史”的積極推動者；而他與胡適的相遇，使他成為“口述歷史”最早的踐行者。

　　唐德剛與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里相會。當時胡適經常到哥倫比亞的圖書館借閱書刊，而唐德剛則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圖書館里勤工儉學，兩人因此而相遇相識。由于是老鄉的緣故，胡適和唐德剛走得很近。那時，胡適已從叱咤風云的圣人的位置淪落為窮愁潦倒的寓公，生活境況甚至比唐德剛還差。唐德剛說：“胡先生那時同我的關系，是一個窮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關系。”因為與胡適有這樣的緣分，當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在福特基金會贊助下漸次形成后，唐德剛被指派為胡適的助手，正式開始了對胡適的“口述歷史”。

　　《胡適口述自傳》1979年在臺灣出版中文本，1981年，華東師大出版“內部發行”的《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下)——胡適的自傳》，使一部分大陸讀者得以先睹。筆者在80年代中期讀到此書時，如同先前讀到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的感覺一樣：“歷史原來還可以這樣寫！”

　　有學者戲言：《胡適口述自傳》是“三分胡說，七分唐著”。在這部胡適“口述歷史”著作中，唐德剛的批注占了大部分內容。這些批注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對歷史事實嚴謹的考證，透露出唐德剛扎實的史學功底；一部分對口述者所言而有感而發之論，正是這些性之所至甚至有些率真的唐氏風格的言論，傳達出唐德剛客觀、公正，不為尊者諱的治史風格，也讓讀者有“歷史原來還可以這樣寫！”的新感覺。

　　比如，胡適談自己的治學經驗，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根據自己的興趣所在去做”，對此，唐德剛頗不以為然：“胡適之所說的經驗只是‘胡適’的經驗……胡適是個有‘大成就’的人。可是這個世界里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都可以說是‘沒有成就’的普通人，因而這個美好的世界原是我輩‘沒有成就’的人的世界。‘有成就的人’是極少極少的‘少數民族’。所以我們的教育——尤其是中學教育，是應該教育一個人怎樣做個‘沒有成就’的普通人，一個平民，一個光頭老百姓。”

　　比如，在胡適談到自己留美期間，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時，唐德剛甚至有些憤然了：“就在全美排華最烈之時，也是胡適之先生這一輩‘庚款留學生’大批來美之時。而這批少爺小姐們留美期間，對上層白種美國人，真是桃花潭水，一往情深！而對在此邦受苦受難的最下層黃皮膚的自己同胞，卻未聽過他們說過一句話，或寫過一個字！也真是咄咄怪事！”

　　這樣的批注，擺脫了學院派史學家治史的窠臼，而豁然開出了一個公眾史學的新天地。此后，在對李宗仁、顧維鈞、張學良等人作“口述歷史”時，唐德剛延續了這一風格：“我們學歷史的人，跟做新聞記者一樣，新聞歸新聞，評論歸評論。一個是絕對的客觀，一個是絕對的主觀，不能相互混淆在一起。”

　　備受國內讀者推崇的黃仁宇，是因為把中國歷史從1587年即萬歷十五年橫切了一刀成就盛名；而唐德剛則因為《胡適口述自傳》而成為“口述歷史”的奠基人，并以其獨特的寫作手法，超越學院派史學家而成為公眾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

　　“摸魚捉蝦，誤了莊稼”

　　唐德剛首先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西方史，而最終卻選定哲學為自己的博士研究方向，并在1959年獲得哥大哲學博士學位。可是，終其一生，這位哲學博士卻沒有一本哲學專著存世，而人物傳記和文學類、史學類的著作卻車載斗量。

　　唐德剛對曾任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胡適有八個字的評價：“摸魚捉蝦，誤了莊稼”。他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作為大使的胡適應當把工作的重點放在多爭取國際援助，而不是到處搞什么空洞的民主演說。其實，把唐德剛對胡適的這個戲言，放在他自己身上，也同樣適用。

　　由“口述歷史”起步，唐德剛再也放不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了。不過，唐德剛從作研究開始，就沒有走學院派史學家的路子，而是獨辟蹊徑。他致力于“口述歷史”，是一種體現；他選擇研究的人物，也是一種體現。

　　在唐德剛涉獵于傳記人物寫作時，林語堂曾建議他可寫寫孫文、黃興、梁啟超等當代名人，他回答說，這些大傳記他老人家可以寫，我們無名小卒不能寫；寫了，也沒有人看。“我要寫的話就寫梅蘭芳、胡蝶、杜月笙，如此，則讀者雖然不知道作者是老幾，但是看在題目的份上，也得瀏覽一下。”這就是《梅蘭芳傳稿》的由來。

　　《梅蘭芳傳稿》是唐德剛的成名作，幾十年來曾在海外反復刊載，被評家認為是所有寫梅蘭芳傳記、文章中最出色的。多少年過去后的今天，這部作品又成為陳凱歌作為影片《梅蘭芳》劇情的主要史實依據。

　　談到自己在傳記文學方面的貢獻，唐德剛說，這是源于胡適的指教：“胡適之先生一輩子勸人寫傳記和自傳。他認為不但大人物應該寫，小人物也應該寫，因為這是一般人保存當代史料最好的方法，也是知識分子對文化應盡的責任。”

　　有學者認為，唐德剛選定梅蘭芳為傳記對象，源于其對市場營銷的把握——“看在題目的份上”，讀者或許會“瀏覽”，但讀者對一部書的接受，最終是要靠寫作者對人物的把握及語言敘事來決定。唐德剛以其流暢華美的文筆，開創傳記人物的新寫法，他筆下的人物，也活靈活現地走近民間。在這個過程中，唐德剛致力于保存后人對當代的記憶，也擔當起“知識分子對文化應盡的責任”。

　　唐德剛的歷史著作，主要是在雜志上發表的單篇論文，后來集合成為巨著，最著名的是1998年出版的《晚清七十年》五大冊。這套書本是他構思多年的《民國通史》的晚清導論篇，但民國史只寫了國民政府之前的《袁氏當國》相關文章，集結為這兩本書。

　　即使是專業的歷史書寫，唐德剛也仿佛是“說書人”的身份敘事。“諸位”“朋友”這樣一類的語匯，常常充斥其間，親切得像是拍著你的肩膀面對面交談。“他的文字能力非常強，他經常講到‘四兩撥千斤’，即只要抓住一個點，就能把歷史的很多事情弄清楚。因為唐先生不是一個下苦功的人，他跟一些歷史學家不太一樣，他不是一個跑圖書館、檔案館的人，但是他很聰明。”民國史學者楊奎松評價說，“他把別人講過的故事、史料，用他自己的邏輯、史觀重新梳理、組織，使整個筆調煥然一新，令人大開眼界。很有意思的是，仔細看他的東西，其實沒有很多新東西，不具爆炸性，他的優勢在于他自己對歷史的解讀。他善于議論，善于把一個平常故事講出道理來。”

　　“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只適合在學術圈內流通而不合公眾胃口。公眾所期待的學術圈內的知識，既然無法從那些極專業、極高深的專家們身上獲得，一些學術能力并不是超前但卻具有超強的歸納能力、綜合能力、學術成果通俗化本領、超強的文字親和力的“作家”，便成為非專業、愛好型讀者們的首選。唐德剛自然就是這樣的人。

　　“歷史三峽”說審視中國歷史演進

　　不過，唐德剛也并非一味地“親和”讀者，他也有讓讀者云山霧罩的時候。比如，他的“歷史三峽”說。

　　大約有感于黃仁宇的“潛水艇三明治”說(黃把中國比作潛水艇三明治，上層是龐大而沒有分化的官僚制度，下層是巨大而沒有分化的農民，黃仁宇認為中間階層的缺乏使得中國無法進行數目字管理)，1990年，唐德剛提出著名的關于中國歷史演進的“歷史三峽”說。他認為，中國全部文明史可分為三個階段，中間經過兩次轉型。第一次轉型從戰國時期到秦帝國，大概經過三百年，核心轉變見于三個基本制度的變化：一、政治上廢封建，立郡縣；二、經濟上廢井田，開阡陌；三、學術思想上由百家爭鳴轉為獨崇儒術。轉型完成即創建了農業大帝國的定型。

　　唐德剛認為，近代的大動亂是從中華帝國到現代國家的第二次轉型。新的中華文明定型也必然有文化—社會—政治體制的三方面的轉型：一、政治上化君權為民權；二、經濟上化農業經濟為工商業經濟；三、學術思想上化控制思想為開放思想。他從此演繹出一個綜合的文化概念——第一次轉型是造成“行同倫”的社會，第二次轉型則是行為不再同倫，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多元化的社會。

　　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說，大致是以現代人的視角審視中國歷史的演進。不過，這種說法不具黃仁宇“潛水艇三明治”說是中國所特有的針對性。回溯世界歷史演進的過程，世界各國的歷史不就是這樣大致走過來的嗎？這就難免給人這樣的感覺：“三峽”是中國的，但“歷史”卻是世界的。這對于一生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唐德剛來說，恐怕也是“摸魚捉蝦，誤了莊稼”了。

　　不論如何，唐德剛的貢獻在于，他以文化精英的身份對史學界提出警示，學術研究應該走出狹小天地，從面向上層和少數精英到面向非專業化的讀者，實現為社會服務功能的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