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歷史之難

　　“有人說，口述歷史很簡單，拿錄音機一錄，然后整理出來文字就行了嗎？不是那么簡單。”禤福輝是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的會長，這個學會1991年由唐德剛創立，總部設在紐約。他接受本刊記者電話采訪時說，很多人對“口述歷史”望文生義，唐德剛則為現代口述史立下了范例。

　　唐德剛曾說：“我替胡適之先生寫口述歷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證補充。”李宗仁的回憶錄情況更甚，其本人口述僅僅占到可憐的15%，其他85%是唐德剛從相關的歷史文獻中一點點考證修訂而成的！

　　李宗仁是軍人出身，文學、歷史完全不懂，之前的信函電文完全由秘書完成，所以回憶錄也完全由唐德剛扶植。“我和李宗仁談，他講不了英文，而且他有時信口亂講，要是直接這樣寫出去要被別人笑死的。”

　　顧維鈞是貫穿整個民國時期外交史的關鍵人物，精通外語，記憶力超強，但也會經常出錯。有一次，顧維鈞把“金佛郎案”當中一段故事張冠李戴了，唐德剛指出了他的錯誤，但顧維鈞不服氣，還堅稱“事如昨日”。最后唐德剛不得不找出顧當年自己簽署的文件來，才駁倒了顧維鈞。

　　據唐德剛披露，為了撰寫這部回憶錄，他不僅到圖書館查閱當時的報刊，還查遍了顧維鈞自己保存的37箱資料！

　　沒能徹底完成的張學良口述，被很多史家看做唐德剛口述工作的一大遺憾。其實，這部分原因也出于唐德剛不愿盲從做一個單純的錄音師和記錄者。在生前的一次采訪中，唐德剛披露，在做錄音口述的時候他曾向張學良表示：“這個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這樣的。”但張學良沒有絲毫商量的余地，直斥他說：“你知道什么，你要聽我的話！”

　　“所有的官場要人，都是如此。他們一出來，都在替自己說話，都認為自己對得不得了。”唐德剛說。他的態度是，口述史并不是對方說什么就記什么，還要查大量的資料來校正他們。他把口述歷史研究的態度分為鼓手、槍手和殺手三種。無論是充當鼓手還是槍手，都是不妥的，只有通過較量努力追尋歷史真相的“殺手”，才是可取的態度。

　　“現代口述史學，是有一套規范的。”丁東說，“它有明確的學術目的與規范，要與文獻比對，不是有聞必錄，記錄者不僅僅是個被動的秘書或者助手。”

　　國內很多人接觸口述自傳，是從唐德剛的《胡適口述自傳》開始的。唐德剛將其英文口述譯為中文后所作的注釋評論，也被史學界視為不可不讀的文字，甚至被認為具有更大的學術和史料價值。上世紀70年代，海外史學界曾如此盛贊此書：“先看德剛，后看胡適。”

　　口述之難，不僅難在操作，也難在讀識。即使對自己用力最深的《李宗仁回憶錄》，唐德剛也一再嚴重警告讀者，這本書是“桂系的一面之詞”，偏聽、偏信、不聽、不信，皆不可取。

　　這種“難”，實際上也是對秉筆直書的堅持。曹凌志是廣西師大版唐氏系列圖書的責任編輯，他表示，唐德剛讓他印象最深的是，“他寫歷史的時候，沒有遮遮掩掩。”

　　比如，對于在五四運動中，被學生斥之為“賣國賊”的外交次長曹汝霖。唐德剛一方面承認其有妥協傾向，同時也引用日方會談記錄，描述其在談判桌上“激憤之情溢于言表”“情緒頗為激越”—這跟我們之前的歷史教科書的刻板描述有很大差別。

　　再比如，在內地影響甚大的《袁氏當國》，被很多讀者認為近乎為袁世凱翻案。他的結論是，袁世凱是我國歷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在近代中國歷史轉型期中，也算是個悲劇人物”。在周遭謀士的精心策劃下，袁氏做了皇帝，其悲劇在于，“予豈好獨裁哉？予不得已也。”

　　“歷史三峽”的身后爭議

　　除了口述歷史，唐氏對中國歷史界影響最大的就是其“歷史三峽”說，這個后來影響巨大的社會轉型命題，出自他晚年的史學巨著《晚清七十年》。

　　從時間跨度上說，《晚清七十年》自清末李鴻章一直寫到1949年。從形態上來說，這部書是他自1960年代在臺灣的《傳記文學》上發表的文章結集，并非史學專著。1998年，該書在臺灣遠流出版社推出五卷本，次年9月，長沙的岳麓書社推出內地版，雖然只印了5000冊，已引起文化界有識之士的強烈關注。

　　“歷史三峽”可說是唐德剛解釋中國歷史轉變的核心詞，它實際上指的就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階段，約為200年。在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歷史三峽”，社會各層面變革巨大，之后就進入長久的穩定期；而從晚清開始，內憂外患的中國進入了第二個“歷史三峽”，也要持續200年。他在《晚清七十年》中說：

　　在西方文明挑戰之下，我們的傳統制度被迫作有史以來“第二次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到那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我們在喝彩聲中，就可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洋了。

　　這個提法引起了一些爭議。很多讀者從中讀到了一種對未來中國的樂觀主義情緒，但也有人覺得“國恨家仇”這種情感在唐德剛這代人身上累積許多，使他們對于國族的強大，僅僅是“一種真誠的盼望”。

　　更有治史者批評說，這其實是一種“歷史決定論”，實乃寫史之大忌。“所有思想者終其一身，試圖探尋規律，結果發現規律是沒有規律。這真是一種讓人絕望的虛無。”

　　盡管爭議諸多，唐德剛依然樂觀地認為，中國過去的五千年，是一部“帝王專制史”，第二次轉折后的中國史，將是一部“民主政治史”。他篤信，此趨勢將是不能逆轉的必然。而按照這一理論，中國第二次“歷史三峽”的曲折歷險，直到本世紀40年代才能結束。

　　因此，當唐氏卒去，當代學者傅國涌日前撰文說：唐德剛先生走了，歷史卻仍在“三峽”中。

　　29日，記者獲知唐德剛先生逝去的消息后，第一時間致函他的老友馬大任先生。馬先生與唐氏同年，又是中央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兩度同學(唐先生將所藏圖書通過馬先生捐贈給安徽大學，仿佛冥冥中暗合，交接后幾個時辰，大洋彼岸的唐先生就逝去了)。馬先生在回函中描述說，唐德剛的“談話非常有趣。”無獨有偶，近現代史學者楊天石也表示，“讀唐先生的書有時候會笑出來”。

　　這是口述史之外的另一個唐德剛。口述史中的那個唐德剛嚴謹平實，比如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中時，“一切以李氏意志為依歸，未參雜我個人半句褒貶之詞。”而在其成名作《梅蘭芳傳稿》中，其文字雅致風格艷麗，連胡適都覺得“稍顯渲染”；再到《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時，筆法亦莊亦諧，汪洋恣肆，已經自成一派。

　　那么，就不妨以唐德剛在《袁氏當國》中一段有趣的“附注”作結吧：

　　“1935年，我在上海報刊上讀到一則新聞：前國務總理熊希齡??結婚，新郎66，新娘33，新郎為爭取新娘歡心，竟為她割須棄袍。婚禮進行中，新夫婦梨花海棠，表現得恩愛無比，據說是‘你不嫌我老，我也不嫌你丑’云云。當時曾擲報大笑。想不到六十多年后，面對電腦屏幕著書，竟然又提到此老，不禁也推開鼠標，笑嘆不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