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5日，中國第一顆近程導彈發射成功，但那只是蘇式導彈的仿制型號。1962年3月21日，由中國自行設計的第一個中近程導彈經過兩年試制，生產出樣品。可是誰也沒想到，這個被命名為“東風二號”的導彈卻發射失敗了。

　　“廣闊無垠的太平洋上，一艘巨輪正劈波斬浪駛往香港。一位40來歲的中年人，邁著穩健的步伐踏上甲板。想到前方就是自己魂牽夢繞的祖國，他多么希望腳下不是輪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艙壁啊。”

　　盡管經歷了幾十年、多個版本的變化，但小學語文教材《錢學森》一文中對錢學森的描述卻始終如一，這段文字，幾乎是半個世紀以來每一代中國人，對于這位科學家最初的印象。10月31日上午8點06分，這位幾代人的“偶像”，在北京解放軍總醫院離世。

　　半個世紀的科學偶像

　　除了那些有幸與他接觸的人，對于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錢學森是一個偶像、一個標志、一個符號。組成這個符號最重要的兩個元素是:科學和愛國主義。

　　“ 在我的心目中，錢老是一位才華橫溢的科學家，任何偉大的科學家，都有著天馬行空的想象力，你看，牛頓、愛因斯坦，哪一個不是具有藝術家一般的狂傲氣質。” 上海交通大學黨委副書記徐飛教授，坐在辦公椅上揮動著雙手，表達對錢學森的崇拜之情。徐飛是60年代生人，至今，他還能脫口而出這樣一些警句似的描述:“ 錢學森一個人，頂得上5個師”，“寧可槍斃他，也不能讓他離開美國”。在徐飛的青春年代，這些話讓青年們血脈賁張，激勵著他們像錢學森一樣為著中國的未來而努力。

　　科學家，是錢學森最重要的頭銜。1929年夏天某一期上海《申報》上，錢學森的名字出現在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的錄取名單中，60年后的1989年，錢學森自己還清楚地回憶起這個細節，他說，他在機械工程系的名次是第三，這是他治學生涯的開端。

　　上海交通大學的檔案里，保存著錢學森一張張優異的成績記錄，可以說，他是一位有天賦的學者，青年時就開始透露出在治學上的才能。這個時候的錢學森，戴一副當時時髦的圓形眼鏡，但他絕對不是戴著“酒瓶底”的呆子。徐飛向記者提供了一張錢先生在交大求學期間，參加樂隊演出的照片，錢學森手握小號，十分瀟灑。錢學森自己的記錄中說，他學習樂器最初的動機，是逃避每周一的校長訓話，因為樂隊在訓話前演奏，演奏結束就可以退席。“錢先生的夫人蔣英是歌唱家，你看看這張照片就知道，錢先生的選擇是有緣由的。”徐飛說。

　　當然，這樣一些軼聞趣事，在徐飛年少的火紅年代里盡被淡化，被強化的是錢學森在美國期間卓越的學術成就。1935年錢學森乘坐郵輪到達美國，先后在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和加州理工大學分別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以后又先后留校任教和從事科學研究近20年。38歲的時候，錢學森已經被世界公認為理學和應用數學界的權威，以及流體力學研究的開路人之一，也被公認為卓越的空氣動力學家，而這些學科，正是火箭技術的基礎。

　　正在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候，錢學森的命運發生了重要的轉折。上世紀50年代，錢學森有意回到祖國，正值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錢學森被指責為“非法入境”“攜帶機密資料”，回國的計劃受到阻撓。關于信仰，錢學森在1989年撰寫的《回顧與展望》中描述道:“我在上海交大讀了五年，因為在一年級與二年級之間的暑假快終了的時候我害了傷寒，康復時間長，只得休學一年。但休學一年對我也有好處，乘機看了些科學社會主義的書，對當時政府的所作所為知道了點底細，人生觀上升了。”

　　長達5年的時間，錢學森在美國人身自由受到限制。1955 年6月，錢學森擺脫特務的監視，在一封寫在小香煙紙上寄給比利時親戚的家書中夾帶了一封給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叔通的信，懇切要求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幫助他回國。信件很快轉送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手上。1955年8月1日，中美兩國在日內瓦舉行大使級會談，就兩國僑民問題進行了具體的商談。中國方面以釋放11名美國飛行員戰俘的條件并亮出錢學森來信要求協助回國這一鐵證，要求美國方面不再阻撓錢學森等中國留美人員回國。在中國政府的交涉下，美國移民當局最終不得不同意放行錢學森。

　　這段歷史，之后被不斷地重復。錢學森的愛國主義情懷和傳奇的人生經歷，為科學家的形象注入了生命力，當紅旗下的孩子們高呼“長大要當錢學森”的時候，他的名字不僅代表對理性的追求，還有對祖國的忠誠。

　　國防科技規劃師

　　錢學森帶著感恩的心情回到了祖國，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給了他至高的禮遇和重用。1956年1月，剛剛回國3個月的錢學森在陳賡的邀請下出任了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1956年春，他應邀出席政協會議并在會上講話。2月1日晚，毛澤東設宴招待全體政協委員，特別安排錢與自己坐在一起。

　　1956年2月17日，一份關于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放在了周恩來總理的寫字臺上。在這個報告中，錢學森對發展我國的導彈事業提出了長遠的規劃。同年10月，錢學森受命組建我國第一個火箭研究院——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并出任首任院長。

　　創建中國的導彈航天事業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工程。錢學森清楚，它的難度不僅僅在技術層面，而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特殊環境下——薄弱的工業基礎設施，沒有專門的科學研究機構，專業技術人才匱乏，缺乏懂得現代國防尖端技術研究組織的管理人員等等。

　　1957年，新中國100多名大學畢業生來到五院，參加了導彈專業教育訓練班。剛剛從原北京航空學院畢業的錢振業就是其中的一員。當時才20歲出頭，大學是飛機專業，他和其他同學一樣，對導彈研究一無所知。

　　不僅對年輕的學生，導彈研制對于全中國來說，還是一張白紙。整個五院唯一見過真導彈的就只有錢學森。錢學森給學員們開設《導彈概論》一課，從零開始教授相關知識。

　　1957年10月15日，中蘇兩國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按照協定，蘇聯向中國提供了幾種導彈、飛機和其他軍事裝備的實物樣品和相關技術資料，并派出專家來華指導。

　　不久，中蘇關系發生巨變，當中國導彈仿制工作到了關鍵時刻，蘇聯撤走專家并帶走關鍵的圖紙。雖然1960年11月5日，中國第一顆近程導彈發射成功，但那只是蘇式導彈的仿制型號。1962年3月21日，由五院自行設計的第一個中近程導彈經過兩年試制，生產出樣品。

　　可是誰也沒想到，這個被命名為“東風二號”的導彈卻發射失敗了。

　　首飛失利，錢學森到基地調查事故原因。原因很快查到，一是沒有充分考慮導彈彈體是彈性體，飛行中彈體會作彈性振動，與姿態控制系統發生耦合，導致導彈飛行失控；二是火箭發動機改進設計時提高了推力，但強度不夠，導致飛行過程中局部破壞而起火。

　　1964年6月，重新修改設計后的東風二號導彈，全程試射獲得成功。就在3個多月之后，大漠深處又傳來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的消息。

　　與此同時，實現兩彈結合，使中國擁有真正意義上的導彈核武器的艱巨任務擺在了錢學森的面前。這個當初被認定為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的任務使錢學森看到前所未有的壓力。就這樣頂著壓力，錢學森在基地連續工作了100多天。

　　在那個軍事實力決定國家威信的特殊時代里，錢學森的貢獻對于中國無疑有著無可估量的價值。

　　人，是歷史的人

　　偉大的科學家，往往有著狂放不羈的個性，也許正是這種超過常人的自信，才能讓他們具備洞察未來的能力和假設未知的膽量。沒有錢學森的膽量與氣魄，中國的國防現代化恐怕要推遲很多年，但硬幣的另一面是，錢學森人生中的幾處爭議，也與他不羈的個性不無關系。

　　在談到錢學森的貢獻時，與錢先生共事十年的談慶明先生，用了“高瞻遠矚”這個詞。1950年代，中國一窮二白的現狀，沒有澆滅錢學森理想主義火焰，他敢在一張空白的圖紙上，指點中國國防科技的江山，敢于在沒任何技術和人才儲備的土壤里“開荒”，終于耕耘出讓世界矚目的導彈成果。這樣的氣魄和膽量，遠非常人能及。

　　媒體曾經刊載聶榮臻和錢學森探討研制一種導彈的對話。聶榮臻問:“造它，你有把握嗎？”錢學森說:“就看這次去蘇聯的結果了，只要他們肯提供有關的設備和火箭樣品，保證能行。”聶榮臻問:“你覺得有什么困難嗎？”錢學森回答:“不是說，困難就像老鼠，聽見腳步聲就嚇跑了嗎……”據錢學森過去的同事回憶，錢學森說話果斷，對自己的看法非常堅持。

　　“人，是時代的人。”讀著錢學森故事長大的徐飛，如今也成為了學者，在一個成熟的年紀再看錢學森的對與錯，徐飛選擇接受一個科學家的復雜性。

　　最為人們所知的故事，是錢學森在大躍進中對“畝產萬斤”的肯定。

　　1958 年夏收時節，6月12日《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稱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繼放出小麥畝產2105斤的“衛星”之后，又放出畝產3530斤的“衛星”。對農業生產并不熟悉、時在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任所長的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有感而發寫了一篇短文刊于該報。他提出:“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如果把每年射到一畝土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那么稻麥每年的產量不僅僅是2000多斤或 3000多斤，而是2000多斤的20多倍。”

　　但是，在這個故事之后，還有一個故事常常被忽略。

　　錢學森的短文很快得到毛澤東的注意，1958年10月27日，在參觀“中國科學院躍進成就展覽會”時，毛澤東對錢學森說:“你在青年報上寫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陸定一同志很熱心，到處幫你介紹。你在那個時候敢于說四萬斤的數字，不錯啊。你是學力學的，學力學而談農業，你又是個農學家。”當時資料記載，這之后:錢學森回答說:我不懂農業，“只是按照太陽能把它折中地計算了一下，至于如何達到這個數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現在發現那個計算方法也有錯誤。”主席笑著說:“原來你也是冒叫一聲！”這句話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可是主席接著說:“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對的，現在的灌溉問題基本上解決了。豐產的主要經驗，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一些有機物，才能長得多、長得壯。過去是淺耕粗收，廣種薄收，現在要求深耕細作，少種多收。這樣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來的土地可以綠化，可以休閑，可以搞工廠。”

　　談慶明作為經歷過那個年代的老知識分子，更愿意把錢學森當時的錯誤，解釋為錢先生對毛澤東的無限崇拜。“我們都曾經非常迷信，要承認這一點。” (黃祺 應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