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一上班就接到通知，說錢老正在醫院搶救，讓我們盡快到301醫院去。中途我打電話詢問搶救的情況，結果被通知‘搶救無效’。”電話那頭的中國載人航天工程首任總設計師王永志院士幾乎哽咽……

　　斯人已逝，風范長存。“錢老雖然走了，但他的精神值得我們一輩子學習！”回想起與先生相處的那些點滴小事，錢學森先生的學生們敬慕之情溢于言表。

1955年他的博士學成回國時，他告誡：
“不能挑三揀四，原則是國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錢學森身上最光輝的，是愛國主義精神，是為國奉獻的精神。”錢學森的第二個中國博士、兩院院士鄭哲敏告訴記者。

　　1948年，鄭哲敏去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留學，后來讀錢學森的博士。“他很關心祖國的狀況，每周通過朋友收集中文報紙看。”鄭哲敏說，“我們很多中國學生都知道，他回國態度一直是很鮮明的。他在美國工作20年，一直是中國國籍，一直沒有買房子，只租房子住。1950年，他準備回國，票也買了，行李也找旅行社打包了，但卻被美國當局抓起來了。”

　　“1955年我回國時，錢學森囑咐我兩件事。”鄭哲敏回憶說：第一，他說經過二次大戰，美國軍事后勤領域發展很快，運用了大量數學和運籌學知識。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是強調計劃發展的，用得上運籌學。他要我把這個領域的信息帶回去，告訴錢偉長。第二是對我的要求：在美國拿了博士學位，回國不能太神氣。

　　錢學森說，“你回去做什么事呢，不能挑三揀四，原則是國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挑剔高低好壞。即使是一些很基礎、很簡單的研究，你也要做。”

　　錢學森回國后擔任中科院力學所所長，第一件事就是調整學科方向。原來有彈性組、塑性組等三個研究小組，都是搞純理論研究的，與當時的國家建設關系不大。“錢學森找我談話，說科學研究必須和中國發展建設的實際需求結合起來，要調整方向。”

　　后來，流體力學調整為與航空發動機有關的方向，并增設了化學流體組、物理力學組和運籌學組。

　　“錢學森不是搞技術的，是搞理論研究的。但回國后國家讓他搞火箭，他欣然同意，從不講價錢，從不講條件。”鄭哲敏說，他牢記錢學森的一句話：回國沒有什么，就是來服務。

　　“錢學森凡事都站在國家的層面，沒有私心，凡是只要為國家好，就去做。”錢學森的學生、中國科學院院士俞鴻儒說，他在做中科院力學所長的時候，在全國辦了很多力學班，包括清華班、北大班、中科大班……他的觀點是：全國誰搞得好，誰能干，就讓誰干。

學生們擔心知識面不夠，不能勝任航天工作，他叮嚀：
“只要鉆下去，任何問題都可以解決”

　　孔祥言1956年從北大力學專業畢業后分到中科院力學所工作。從1963年初開始，孔祥言與朱毅麟、褚桂柏等人一起，跟錢學森進修空間技術，并協助他規劃我國1965—1975年的航天事業。

　　“當時航天在全世界都屬于新興的尖端科學，涉及的專業面很廣、可參考的資料很少。一次錢老問我們有什么想法，我們就老實回答：知識面不夠，怕不能勝任這項工作。”孔祥言回憶說。

　　錢學森聽完就給他們做工作：航天問題不外乎數學、物理、化學等專業，哪一方面問題不太清楚，就去找書、找資料學習，只要鉆下去，任何問題都可以解決。

　　不怕困難，不迷信“洋人”，是錢學森的一貫風格。王永志告訴記者，錢老回國后不久，中央領導問他“中國能不能搞原子彈、導彈”，他回答說：“外國人能干的，中國人都能干。”中央對他的意見很重視，最后決定搞“兩彈”。

年輕人提出新思路解決了火箭發射問題，他鼓勵：
“這個年輕人，很會逆向思維”

　　“錢學森是我的恩師。”王永志從莫斯科航空學院畢業回國，進入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工作，當時錢老還擔任首任院長。

　　1964年，30歲出頭的王永志第一次進入發射場，參與了中國自行設計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的發射。當時碰到一個問題：經過計算，發現火箭射程不夠，打不到預定的目的位置。許多人提議，在火箭燃料箱里再多加一點燃料。但是燃料箱的空間有限，不可能再加注更多燃料。

　　“我當時提了一個方法：卸一部分燃料。”王永志回憶說，因為當時天氣炎熱、溫度很高，燃料相對剩余，干脆把多的卸出來，這樣火箭就可以輕裝上陣。“但多數人不以為然：燃料本身能量就不夠，怎么能再卸出來一部分呢？”

　　“后來我就找到錢老，跟他講了自己的想法。錢老聽完后，把火箭總設計師找來說，‘那個年輕人的意見對，就按他的辦。’后來一共打了3發，都達到了預定射程。”

　　錢學森對這件事印象很深。后來還向別人提起，說：“這個年輕人，很會逆向思維。”

　　“錢老對年輕人總是不遺余力地提攜。”王永志說，第一代戰略火箭獲得成功后，國家開始搞第二代戰略火箭，錢學森建議，讓第二代航天人來掛帥，并推薦王永志擔任第二代火箭第一個型號的總設計師。

　　“當時我只有40多歲，是比較年輕的科研工作者。而總設計師這樣重要的職務，之前都是由德高望重的前輩擔任的。從那個時候開始，像我這個年齡階段的，甚至比我更年輕的人，開始走上總設計師這樣被稱為‘箭頭’人物的崗位。”

　　“錢學森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要靠老的，但更重要的要靠年輕人，要靠他們敢想，中國的科學技術才能夠發展’。”原航天工業部副部長劉紀原回憶說。

媒體舉辦“學習錢學森創新思想”研討會，他自謙：
“向我學習，我不敢當”

　　2007年12月11日，是錢學森96歲生日。12月10日，科技日報社舉辦了一個“學習錢學森創新思想，培養科技領軍人才”研討會，為他提前祝壽。

　　“錢老對過生日一向低調，只是家里人簡單聚聚。”錢學森的秘書涂元季告訴記者，當他把這件事向錢學森匯報時，他說：“向我學習，我不敢當。但培養科技領軍人才是一件關系國家長遠的大事，希望會議開得成功。”

　　“錢學森當時如果不能回國，我們也會發展導彈、原子彈這些尖端技術，但絕對不會這么快。”曾經與錢學森一起共事的梁思禮院士認為。

　　但在錢學森眼里，這些“舉世矚目的成就”，決不是單個人所能取得的，他所干的不過是千分之一、萬分之一而已。

　　涂元季說，在錢老與別人的書信中，他反復強調，原子彈、氫彈、導彈、衛星的研究、設計、制造和實驗，是幾千名科學技術專家通力合作的成果，不是哪一個科學家獨立的創造。“我只是滄海一粟。”（記者 蔣建科 余建斌 趙亞輝 趙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