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人：林金桐，教授，1969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1981年獲北京郵電大學光通信碩士學位，1990年獲英國南安普敦大學光電子學博士學位，1990 年任英國倫敦大學英皇學院研究員。

　　1993 年回國任教后，先后擔任北京郵電大學無線電工程系主任、電信工程學院院長、副校長、校長。2007年12月在中國政府援建巴基斯坦的巴基斯坦-中國工程技術大學項目中出任校長。

　　在留英八年(1985-1993)期間，他作為主要研究人員之一，參加了光纖激光器/放大器的開拓發明研究，這項工作被公認為“通信技術的一場革命”，并榮獲英國電氣工程師協會最佳論文獎。

　　-高錕，2005年為北郵留下了珍貴的演講

　　2008年7月29日，高錕接受北京郵電大學和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的邀請，參加兩校學士學位聯合培養項目首屆畢業典禮。典禮上，高錕院士接受了倫敦大學瑪麗女王學院授予的“榮譽博士”稱號。這是北京郵電大學的名譽教授高錕最近一次訪問北京。

　　林金桐：我特別提倡在畢業典禮上授予成功人士名譽學位。2008年，北郵和倫敦大學合作的國際學院第一屆學生該畢業了，當時我就跟英國方面提出兩個建議人選，一個是高錕，一個是喬治·霍肯。他們兩位是“光纖之父”，1966年的那篇論文是他們合寫的，他們又是中英合作的一種象征，而我們現在也是中英合作。我對英方校長艾真斯密說，高錕早已經是我們學校的名譽教授了，在這次典禮上，北郵授予霍肯“名譽教授”，你們給高錕授予“名譽博士”。倫敦大學的校長說，這個主意好，一拍即合。

　　我也總跟年輕學生講，不要看到成功的人士多偉大，都是普通的人。我當校長的時候也請了幾位名譽教授，比如“因特網之父”、“CDMA之父”等人。他們經常來做報告。我有一個基本的想法，大學不需要偶像，青年需要榜樣。不需要頂禮膜拜，你就是靠近他們，學習他們，模仿他們，最后成為他們。

　　2008年那時候，高錕是由他兒子陪同自加利福尼亞飛過來的。他兒子告訴我們，高錕于一年前輕度中風，痊愈后記憶力明顯衰退。但是很有幸，他還記得我，能認識我。高錕、霍肯和我，很高興地照了合影。但是，他已經記不住2005年到我們學校來過的事，三年前的事兒，真的就記不住了。

　　2005年，北郵50年校慶。我發起一個國際大學校長“信息通信技術教育論壇”，那次邀請來了很多國家的大學校長，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古巴、法國，德國、日本、韓國、俄羅斯、美國、英國等等。國內的清華、上海交大、西安電子、重慶郵電等大學校長也出席了。之前，我跟高錕聯系，請他來給論壇做一個特邀報告，我給他提出的建議題目是：《科學家怎么當好大學校長》。

　　他那時已經退休了，我把他從美國請過來，那一次他還是一個人來的。高錕在全體大會上做了那篇講演。他是用英文宣講了這個報告，講他小時候怎樣熱愛科學試驗，后來怎樣從事科學技術工作，再后來當上大學校長，又用較大的篇幅闡述大學校長應該從哪幾個角度來思考和完成自己的角色，等等，他講的那么實在，受到各國大學校長們的歡迎，收錄在會刊里。

　　然而，三年后他忘了那次來過北郵的事兒，他還作了報告呢，卻忘了。年齡，健康，真是不饒人，我每次想到這些，就越發感覺高錕2005年在北郵留下的這份文稿真是非常之珍貴。

　　-1976-1966＝10

　　當高錕獲得今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消息傳來，這樣寫的報道被很多媒體轉載：“當高錕在1966年第一次在論文中提出將光纖用于通訊時，很多人包括相關領域的專家都認為這是天方夜譚。”“他像傳道士一樣到處推銷他的信念，他遠赴日本、德國，甚至美國大名鼎鼎的貝爾實驗室。對于自己相信的東西，他很固執。”這樣的情節聽上去很富于戲劇性。

　　林金桐：“天方夜譚”這樣的說法，可能是媒體這么來描寫。實際上，是高錕的論文，消除了學術界、工業界的疑慮，證明了光導纖維傳輸信息的可行性，大家馬上就跟上來了。

　　光纖通信并不只是一兩個人的研究，當時研究光纖的有一群人。高錕的杰出貢獻在于，用實驗數據和嚴密的論證指出，只要在制作光纖的過程中，材料足夠純凈，水分子(氫氧根離子)足夠少，就有可能做出一公里只衰減20dB的光纖，就有可能用于通訊。他的文章關鍵是告訴了大家，光纖拉得好的話，真的能實用。

　　他這篇文章一發表，把大家都激勵起來了，光纖變成了熱點。工業界投入人力和財力，科學家、工程師全力以赴。很快，四年以后，美國康寧公司就真的拉出來了20dB/公里的光纖。到了1976年，美國AT&T就真的開始應用光纖通信系統了。

　　為什么光通信特別引人注意呢？跟此前的微波通信相比，都是電磁波，但光波的頻率比微波高百萬倍，可能攜帶的信息也就能高百萬倍。一根光纖可以同時提供上億個電話通路。因此，自從太平洋底下鋪了光纜，歐亞大陸鋪了光纜以后，中國人打電話到美國、英國，就再也不會碰到“線路忙”了。

　　于是，光纖的發明被稱為是一場革命，高錕被稱為“光纖之父”。

　　《1976-1966＝10》。就這十年，世界上，光通信從預言變成了現實，史無前例；而我們這邊呢？正好是“文革”十年，也是“史無前例”！那十年當中，這個算式，給我們中國人留下痛苦回憶、慘重教訓。

　　“文革”以后，我們有四個科學家立即轉向研究光通信：北郵的葉培大，上海交大的張煦，上海科大的黃宏嘉和電子科大的林為干。他們四個人，過去是微波專家，都是美國回來的，此時，他們成為最最賣力推動中國光通信的學術帶頭人。

　　葉培大他們“文革”之后都是非常用功的，就像要“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寫講稿，到深夜，甚至通宵達旦。那時候也沒有辦公室，輔導我都是在他家里，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他穿個背心、穿個短褲，在家里寫講義的樣子。因為間斷了10年，沒人能系統理解和開設《光波導》這門課，他要講光通信，給年輕老師開課，給我們研究生開課，常常是下個星期要講的，這個星期整理出英文講稿。

　　我們北京大概在1983或1984年，也開始試驗光通信了，在兩個電話局之間，從木樨地到總工會，幾公里，速率是每秒 8兆，用現在的標準看，實在是太低了，但是它標志著光通信可以實用了。

　　中國現在已經是光纖光纜生產大國，也出口，但是還稱不上是光纖強國。制備預制棒、拉制光纖的核心設備都是外國的。一些光纜制造廠，預制棒都是買來的，還有的光纖是買來的，成纜以后再賣給人家，賺的都是小錢，辛苦錢。1999年左右，世界上光纜需求下降，光纖賣的價錢比蘭州拉面便宜，一公里80塊錢，一公里蘭州拉面，可能不止80塊錢吧？那些年，全國倒閉了好幾十家光纜廠。今年生意比較好，因為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鋪設新的光纜，需求量比較大。

　　若說研究，1983年我有一篇論文在日本的國際會議IOOC上被接受，葉培大教授很高興，說這是我們第一篇為國際會議所接受的文章，當年他親自赴會宣讀了論文。

　　中國在光通信領域的研究，近年來又有新的進步。1993年我回國以前，在歐洲的光通信會議ECOC上，很少有中國文章能被接受，而今年的歐洲光通信會議，我自己的一個研究組就在會議上發表三篇論文。我們現在的研究，可以說和他們同步。我的研究組里，不僅我自己，而且兩位年輕老師，都經常應邀在國際會議上作特邀報告。

　　-高錕印象

　　高錕是信息通信、或者電氣工程科技教科書上的第一個中國名字。林金桐是在葉培大的課堂上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的。

　　林金桐：第一次聽說高錕的名字，是在葉培大先生的課堂上。

　　第一次見到高錕，是1983年，在桂林。由黃宏嘉任主席，四個中國的權威教授協同，在桂林組織了一個《光波導科學國際討論會》，那次會議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后通信領域的一次盛會。英國來了兩位學者，都是光通信的開創者，一個是我后來的老師甘柏林，另一個是密德溫特，是英國電信研究院負責人。大會把高錕請來了，這大概是高錕從1948年離開大陸以后第一次回來，至少是第一次回來參加學術性的活動。那個會，高錕第一個報告，講光通信的發展趨勢。

　　那時他已是全世界的權威了，坐在前排，凡是有人上前打招呼，他一律起身握手，與中國人說話，一律用普通話。待人謙遜和藹。

　　第一次看到高錕的肖像是在倫敦科技博物館里。1985年，我到英國留學，看到一張中國人的臉，四十歲左右，懸掛在博物館墻上，了不起。

　　第一次與高錕握手是在南安普敦大學實驗室里。當時我們光纖激光器和放大器的研究已經引起學術界注意，高錕到我們實驗室來了。過去的光通信，每40公里就得建一個中繼站，采用光和電的轉換，對信號加以放大。有了光纖放大器，小信號就可以變成大信號繼續走，幾千幾萬公里，同時，有了它，可以采用“波分復用”技術，使得光纖的通信容量成百成千倍地增加。

　　高錕來看的時候，是我們研究的初期。他和甘柏林教授都是很好的朋友，頭一天，甘柏林就告訴我說明天高錕來，你可以準備準備，到時候把你那個光纖激光器打開。第二天上午，高錕走到我那里，我們用英文討論實驗中的事。之后，他說，聽甘柏林說你是葉培大那里派過來的，我說是，這時候我們已經用中文講了。后來他問我是哪里人，我就用上海話回答了，“跟你一樣，小學、中學是在上海念的。”他說，“哦，我好久沒跟人講上海話了，蠻高興。”就這樣，我們握手認識了。

　　我擔任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時，他已經不當校長了，我的前任朱祥華聘請高錕做北郵的名譽教授，多次請他來講學，他跟北郵關系密切。每次他來京講學，我都會邀請他來我辦公室，與他討論光通信的未來，也愿意向他請教怎么當校長。

　　-早有的預感

　　光纖實際上是工程，但是物理學的諾貝爾獎怎么給了高錕了呢？諾貝爾物理獎原來差不多是獎給純物理的。光纖是技術應用，大家早就知道了玻璃，也知道玻璃吸收光，而用這個大家都懂的，怎么把玻璃拉成絲以后能夠傳信息，是應用的發明。

　　林金桐：2000年，瑞典林雪平大學的校長來北郵，他是諾貝爾物理學獎的評委。剛好第二天就該公布當年的諾貝爾獎，我說：“明天諾貝爾該開獎了啊。”他說：“是啊，可是我不能透露獲獎人。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明天開獎以后，你們北郵一定很高興。”我說：“那想必是信息領域的？”他說：“對啊。”

　　我用英語為研究生開設選修課《電信趨勢》，講義中有一頁ppt列數通信里程碑人物，頭三個，是1837年發明電報的莫爾斯、1876年發明電話的貝爾、1893年發明無線電通信的馬可尼。最后兩個，我就寫了1958年的基爾比和1966年的高錕。到他們這里，我們的通信就差不多是現在的樣子了。聽了他的啞謎之后，我當時就猜是這兩個人里頭的一個。第二天一公布，是發明集成電路的基爾比。

　　其實物理學的邊界本來就比較難劃分，因為物理的覆蓋面可以廣也可以小。比如無線電，說它是物理也是物理，說它不是物理，它就獨立分出來了。2000年諾貝爾物理獎給了集成電路的發明人，那就是第一次向應用技術傾斜了。如果這種傾斜保持下去，高錕獲得諾貝爾獎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諾貝爾獎物理學獎頒發給高錕，反映評委會的態度、傾向在變化，從基爾比開始重視應用物理了，表彰重大技術突破了。

　　曾經有這樣一件事，有個學生在我們學校的一個小小競賽中得了三等獎，他給校長寫信，表示不服氣，說他比一等獎好。我就給他寫了一封回信，我說評獎都是評委評的，換一組評委，得出來的獎完全不一樣，奧斯卡獎是這樣，諾貝爾獎也是這樣，就看評委的判斷。但是評委的規則里沒有行政復議，你不能告狀。我說你們現在還年輕呢，得了一個獎就可以了，以后得到大獎，得到榮譽教授，榮譽博士那種，才是真的。我不受理你這個投訴了，我祝賀你得了獎，我希望你以后得大獎。

　　一個技術發明，它是否偉大，需要時間來檢驗，有時檢驗周期還很長。基爾比，75歲得獎，是發明以后過了42年得的。高錕這個發明，是43年后才獲獎的，得獎時高錕也都76歲了。他們的研究成果都是在年輕的時候獲得的。 而諾貝爾獎似乎還有個規矩，就是不獎給已故去的科學家，從這個意義上講，高錕先生又是幸運的，我們祝福高錕健康長壽。

　　-隨遇而安撞上了光纖

　　看林金桐的履歷可知，他屬于“全趕上了”那一代人：“文革”前考上北大物理系；畢業后下放鄉村當老師；1978年考上“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公派留學；海歸；當校長……

　　林金桐：學生有時候問我，每一步你是怎么做出的選擇這類問題，說真的，我對自己的打算并不是很多，我實在是個隨遇而安的人。

　　有個故事，我曾經給學生講過。

　　考研究生那年，我參加了兩場考試。還有一場是北大的“回爐班”。這是鄧小平說的，把北大、清華兩個大學的1963、1964、1965入學的三個年級的學生叫回來，他們基礎好，來得快。在這場考試中，我考了北京大學四個物理系的第一名。物理系、無線電電子學系、技術物理系和地球物理系，四個物理系幾百人考，我數學考了100分，物理99分。

　　研究生考試，我原先報的也是北大物理系。初試成績照樣很好，復試加試《半導體物理》，我當時并沒有學過這門課，突擊幾天應試，得了個“合格”。老師跟我談話說，招生名額有限，北大會把你介紹給其他大學。在可選的導師名單中，我選擇了北郵的葉培大教授，專業：光纖通信。我就是這樣成為了光通信的研究生，成為了高錕博士的追隨者。

　　后來我出國留學，到哪個國家，去哪所大學，隨遇而安。

　　回國后當系主任、當院長、當副校長、再當大學校長，也是隨遇而安。

　　我喜歡老子《道德經》的一句話，“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

　　-“第二個校長”成了休止符

　　2007年7月，由中國教育部推薦，林金桐校長領導巴基斯坦-中國工程技術大學的籌建工作。12月，林金桐從北郵任滿告退，全職從事新大學的籌辦，這是中國的高等教育首次接受邀請在國外辦學。

　　林金桐：2008年9月，本來都已經說好，10月20幾號開學，我們教育部副部長將出席開學典禮。之前學生也都面試了，教授的招聘工作，我作為校長也面試了幾個教授，就連中國教員住在哪個區域，住房在哪，都商量過了，一切都準備就緒。但是，9月20日，我住過三次的那個賓館，在我離開13天以后爆炸了，我的臨時校長辦公室就準備設在這個萬豪酒店里。這個學校沒法按原計劃進行下去，只能推遲開學了。

　　這個項目就這樣不定期地“暫緩”。

　　我曾在中巴校門口照過一張照片，還有一張，是有一次去的時候和一群衛兵的合影。那時經常發生綁架，我們被保護得很嚴格，有十二個衛兵。我說，來來來，咱們照張相。

　　譚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