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口述歷史在國內發展很快,已經蔚為大觀。不但專業的史學、人類學工作者推出了一批口述史學成果,一些作家、新聞記者和其他學科人員也紛紛介入。從紙質媒體到電視媒體,都出現大量以口述歷史為名目的文字和節目。雖然其中有一部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史學,但口述史學在中國成為一門興旺的顯學畢竟成為事實。在這方面,剛剛在美國去世的華裔學者唐德剛先生有開創之功。

　　由口述者和筆錄者合作記載歷史,古已有之。但現代口述史學的產生,則以芮文斯1948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立口述歷史研究室為標志。1957年,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又成立了中國口述歷史學部。唐德剛身為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最早的研究員之一,先后完成了《胡適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成為中文口述史學的經典性作品。

　　在中國大陸,雖然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產生過不少有影響的口述筆錄作品,比如吳運鐸口述何家棟撰寫的《把一切獻給黨》、陶承口述何家棟撰寫的《我的一家》,但當時沒有口述歷史的概念,執筆者甚至沒有參與署名的意識。直到上世紀80年代,人們才知道口述史學在國際上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史學分支,并且陸續讀到了唐德剛先生的幾部作品。唐先生的書打開了內地學者的眼界,啟發了中國口述史學的自覺。它讓人們知道,現代口述史學不是一種輔助性的秘書工作,而是以史學工作者為主體的歷史研究。唐先生把口述歷史研究的態度分為鼓手、槍手和殺手三種。在他看來,充當訪問對象的吹鼓手和有聞必錄的槍手都是不高明的。所謂殺手,就是要通過和采訪對象的心理較量,追尋歷史的真相。古今中外的歷史人物,特別是政治人物,在回憶往事時往往喜歡自我美化,自我粉飾,乃至自吹自擂。史學工作者往往要靠事前的案頭準備工作,大量閱讀相關史料,才能通過口述對話接近歷史真相。他對李宗仁的采訪,就充分體現了史學家的主體性。

　　現在,中國許多史學家已經意識到,單憑文獻研究20世紀的中國歷史局限性很大。許多重要的事件,沒有留下文字記載,許多重要的檔案尚未開放,就是專業研究者也不便查閱,因而不能不重視口述史學。就讀者方面而言,要想感受20世紀歷史的豐富性,缺少可信的讀物。相比較而言,從以細節見長口述史學中,可以更多地感受歷史的豐富性。這也是口述史學在國內走向興旺的原因。我想,唐德剛先生晚年在大洋彼岸,看到他的學術活動在中國有這樣多的后來者追隨,一定十分快慰。　　

　　作者：丁東(系北京學者)